让我们来看一下文献记载。在元人的著作中，虽未见有这方面的直接记载，但是元末学者孔齐所著《至正直记》中，却给我们提供了价值的信息。

该书卷二《饶州御土》条谓：

“饶州御土，其色白如粉垩，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谓之御土窑。烧罢即封，土不敢私也。或有贡余土作盘、盂、碗、碟、壶、注、杯、盏之类，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油药处犹如白粉，甚雅。薄难爱护，世亦难得佳者。今货者皆别土也，虽白而垩□耳。”

同书卷四《窑器不足珍》条谓：

“在家时，表兄潘子成自余干州归，携至旧御土窑器径尺肉碟二个，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质与色绝类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至正癸卯（1363年）冬记。”

分析上述文献记载，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看法：

1、“御土”为官府所垄断，显然，“御土窑”所烧造的瓷器为贡瓷，即官用瓷。

2、元代景德镇烧造的瓷器中，“白而莹色可爱，底色未着药处犹如白粉”、“其质与色绝类定器”者，除卵白釉瓷外，没有那一种瓷器还可以类比。显然，所谓的“御土窑所烧造的瓷器就是官府征用的卵白釉瓷，即那种带动有五爪龙纹以及“枢府”和“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这与《格古要论》中的记述是一致的。

3、从“每岁差官监造器皿以贡”的记载来看，“御土窑”当是元代“泰定（1324年）后又认本路总管监陶，皆有命则供；否，则止”⑧的贡瓷制度建立后设置的。《窑器不足珍》这条笔记有明确记年，写于至正癸卯（1363年），“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之“旧御土窑器”，往上推三十年，其烧造年代当为泰定后。此外，带有“太禧”款铭的卵白釉瓷的相对烧造所代在1328年以后，也从侧面证实了“御土窑”的烧造年代。既然“御土窑”设置于泰定以后，由此，可以推断出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的上限亦必在泰定后，即1324年以后。

其下限在何年呢？“枢府”款铭瓷的下限，也就是“御土窑”的停烧之年，即元王朝在景德镇的统治势力彻底动摇的那一年。

据《浮梁县志》记载，浮梁地区始乱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为农民起义连所占领。此后该地区局势动荡，战火不息，元王朝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农民军与农民军之间，进行了反复的拉锯战，到至正二十年（1360年）才为朱元璋所统治⑨。在这期间，为元王朝和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瓷器的“御土窑”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御土窑”的停烧之年在1352年，那么，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的下限亦必在1352年。

此外，据孔剂在《至正直记》篇首“礻集 记直笔”中自叙，是书著作年代是从至正庚子（1360年）记起，在有关“御土窑”的笔记中，他已将“御土窑”的产品称作“旧御土窑器”，并且明确地记述“今货者皆别土也”，可见，在孔齐著书的时代，“御土窑”已不复存在。这是一条很有力的佐证。

三

关于“御土窑”的烧造地点，笔者认为景德镇湖田窑南河南岸的刘家坞遗址，极有可能是其窑址所在地。据《元史舆服一》记延礻右 元年（1314年）规定：“双角五爪龙”纹臣庶不得使用。因此，凡有这类龙纹的瓷器和窑具的混合堆积处，可视为官瓷的烧造成地点。从景德镇窑址考古发掘来看，目前发现元代官瓷的烧造地点有两处，一为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一为市区上中华南路，而烧造卵白釉官瓷的地点仅一处，即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遗址。据《景德镇湖田窑考察纪要》一文报告：“南岸刘家坞的折腰碗和小足盘足多外撇，内壁多印有枢府二字，高足杯内壁的印花龙纹有五爪的。印证《元史》，这类器物应为当时的官用瓷；北岸的在造型上虽较接近，但足壁多垂直，内壁无款识，龙只有三爪、四爪，当为民用商品。⑩”这些推断是相当有见地的。

《景德镇陶录枢府窑》条记载枢府窑为：“元之进御器，……器内皆作枢府字号，当时 民亦仿造，然所贡者具千中选十，百中选一，终非民器可逮”。这与窑址出土实况是相符的。而带“枢府”款铭的卵白釉瓷。仅在元、明人所谓的“御土窑”，即湖田窑南河南岸刘家坞遗址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景德镇陶录》所谓的“枢府窑”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清人改变了称呼而已。

当然，对于元、明卵白釉瓷烧造情况的研究，还有待于景德镇窑址的进一步科学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