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六年五月巳亥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明英宗实录》）

“……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卷八十二）

“正统九年庚戌，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指挥杖其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英宗实录》）

“正统元年奏准，供用库瓷坛，每岁只派七百五十个。景泰五年奏准，光禄寺日进、月进内库，并赏内外官瓶、坛，俱令尽数送寺备用，量减岁造三分之一。天顺三年奏准，光禄寺素白瓷、龙凤碗碟，减造十分之四。”（《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

“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天顺元年）仍委中官烧造。 ”（《浮梁县志》卷四）

“（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江西大志陶书》）

“天顺八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

以上史料揭示，三朝官窑一直窑火不断，只是在个别年份有所减烧，但并未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一度停烧”“由于朝廷严禁烧造各种瓷器，景德镇瓷器生产直落而下，官窑停烧，民窑也受到打击和限制。”

但上引史料有两处被认为是表明官窑停烧者：一为“正统初罢”，二为“（天顺八年）悉皆停止”。其实这是误读所致：前者所“罢”的是“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而改由饶州地方官督陶，所罢者是督陶的原人选，非窑事也。同样，后者“悉皆停止”的也是“在彼烧造磁器”的“内官”（太监），而非烧瓷之事。为什么要罢督窑内官？《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四透露：“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磁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太监把持窑务是几乎伴随明代始终且挥之不去的痼疾，屡革屡起，此弊政在明末还酿成“激变良民”的“群体事件”。故罢撤督陶内官的诏令时下，如《孝宗实录》：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上曰：……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畏天恤民之意”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命取回饶州府督造磁器内官。”……

至于三朝官窑减烧的原因，有国力不济的无奈及节民力、彰俭德的姿态，而先朝遗存的大量未启用御器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员，关出该监式样，往饶州烧造各样瓷器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这样庞大数量的御用瓷器在两三年后的正统朝将有多少遗存！另外，从元代开始由西亚传入的“大食窑”铜胎珐琅器，经明初永乐、宣德的发展，至景泰年其品质已相当精良，工艺品水平十分高超，被誉为“景泰蓝”。皇室对景泰蓝的偏好也导致了御窑瓷器生产的相对减少。但御窑瓷器减烧并不等于断烧，而且，由于量的减少，反而促使其质量和艺术水平的提升。(编辑:刘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