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应试的好友韩愈为他抱不平，特地写了一篇有名的短文《讳辩》，替他辩护。韩愈质问道：“父名晋肃，于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尽管有韩愈的辩护，还是敌不过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世俗偏见。唐代还规定，如果官犯父祖名讳，应提出申请调任他官。如父祖名常，就不得任太有官。《唐律"职制篇》：“诸府号，官称犯父祖，而冒荣居之……徒一年”。疏义云：“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成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唐律疏义"职制篇》卷十一）。宋代也是如此。洪迈说：“士大夫除官，于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焘仁甫之父名中，当赠中奉大夫，仁甫请于朝，谓当告家庙，与自不同，乞用元丰以前官制，赠光禄师。相颇许之”。更有甚者，在考试时碰上考题上有尊长的名讳，就得借故不参加考试。钱易《南部新书》说：“凡进士入试，遇题目有家讳，即托疾，下将息状求出，云：膜其忽患心痛．请出试院将息谨牒……疾也如是”。从封建迷信出发，避凶就吉。有些事物、行为是人们不愿或惧怕的，代表这些事物、行为的字、词、语人们往往由忌讳而回避。如死是人们最忌讳的，必须要由同义词来代替。如：

文献中记载的“千秋”、“万岁”、“不可讳”、“晏驾”、“捐馆舍”、“填沟壑”、“不讳”、“见背”、“山陵”崩”等都是“死”的讳称。

明代陆容的《寂园杂记》中说；“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答为筷，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园果，伞为竖笠……”

以上这些都是由于迷信观念作怪，避凶就吉的缘故。

从文明礼貌出发，避俗就雅。如：

“更衣”是大小便的讳称；“遗矢”、“后溲”指大便；“前溲”、“小遗”指小便。官说大小便与杨上讳称，前者粗俗，后者文雅。这与避君讳、避亲讳等不同，它可改可不改，孰取孰舍，避与不避，与人物身份、文化修养、感情、语言、环境都有直接关系。

避君讳、圣讳、宪讳、家讳不独是中国所特有，也是封建社会的特产。而后两类则是各国语言所共有，也是古今常见的现象。由于各朝代避讳制度不同，有的疏，有的很严，如宋朝赵构，除避构而外，音相同或相像的字：购、够、垢、诟、造等竟达五十五字之多，所以历代避讳的方法也不见相同，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三种：改字法、缺笔法、空字法。

改字法起源最早，《左传》鲁桓公六年，有一段鲁桓公问名于申的记载，申蠕日：“……晋以信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晋僖侯名司徒，因避讳废除了当时的司徒官职，到晋文公称中军。宋武公名辨空，因避讳改司空为司城。鲁献公名敌，鲁人因避讳，将具敖二山易之他名。说明凡是人名、地名、物名、职官名、书名、年号名等与君讳有抵触时要把避讳的字改成同义字或近义字。

缺笔避讳法始于唐，把应讳的字减去最后一两笔，使之变形。缺笔法较改字法前进了一步，使文字虽变了形，但仍可辩认。在阅读和鉴别古籍时，较其它方法明显地表现了避讳字，给阅读和鉴别古籍提供了一定方便。

空字避讳法是在刻书时空出所避讳的字，在文中以某字或空围空出避讳的字，或直书“讳”字。如《史记"孝文本纪》中的“子某最长，请建议为太子”，文中的“某”字即指刘启。为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把人名王世充写成王充，徐世勣写成徐囗勣。为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许慎《说文解字》在禾部“秀”字上注明“上讳”；火部避章帝坦讳；示部避安帝佑讳，都注明“上讳”二字。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序》中说：

民国以前，凡文字是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谓之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的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的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