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封建的避讳陋习，使有些本来是同一个字，而在不同朝代的书籍中却成了不同的字，同一个人，而在不同朝代却出现两个名字，同一个地方，而在不同朝代却出现两个地名，这就给后人阅读和利用古文献带来很多困难，可见避讳的流弊确实不少。但我们反而利用之，却又可为古书的辩伪、考古的断代、版本和字画的鉴别提供较为可靠的证据，例如《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一卷黄庭坚正书《千字文》，写得很有些貌似，但因其中一个音字（南宋孝宗名）避了讳，因此可以肯定它绝不是黄庭坚书，而是南宋人的仿书。《石渠宝笈》的“学诗堂”中著录的马和之的作品就达十四卷之多，都写明了是宋高宗书马和之画。有的是真迹，有的还可以商榷，尤其是字，问题更为明显，如《豳风图》卷，诗文中的靓字因避讳缺末笔，可以证明此诗绝非宋高宗赵构所书，因为赵构绝不会避他自己的讳；《节南山之什图》卷，诗文中的“眘”字缺笔避讳，更可证明此诗决非赵构所书，因为赵构是不会预先就避他儿子宋孝宗赵眘的讳，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可见这两个图卷的字绝不是赵构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