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代和现代民间的木版画属于“复制木刻”的性质，所以随着近代印刷术的兴起，这种印刷手段已不再被采用，由原来的泱泱大河变成了涓涓细流，仅仅被当作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为人们所看重，其范围显然是大大地缩小。特别是近现代的民间木版画，虽然仍有一部分人使用和欣赏，但为数不多，较多是当作一种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研究。从这方面说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民间木版画主项是“年画”，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的主流。因此也就以年画为中心逐渐向外推展，将一些非年画的东西归入“年画”之中。这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资料也越来越多了，面对着庞杂的木版画的现象，就不得不重新进行分类，以利于更深入的进行研究，使之有一个清楚系统的概念。

从中国传统的木版画分类来看，涉及到一个关于产地和销售方式的问题。由于它的形象性和易于传播的特点，有些是与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并不纯是为了欣赏，因而覆盖面很宽，品类特别复杂。从制作规模与具体应用来看，小的可以小到像个图章，大的能够大到一米多高。据《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南宋时的杭州在春节之前就卖“等身门神”。这些大小不同的印刷品，有的是“三代宗亲”（祖先轴）和神像，属人供奉；有的是传说戏剧故事和美人童子画，供人欣赏；有的是结合岁时节日和红白事所做的应节之物与仪式用品；也有的用来装饰环境、包装商品等。可以说，在过去人们生活的方面，几乎都有相应的木版画存在。

　这里所讲的木版画，是指所有带图像性的印刷品。因此，它的制作者很广，既包括专业的艺人，也包括专业的农民，城镇居民其传播的方式也很多有的开设专门的画店并附设作坊；有的在纸店、杂货店理发售；有的为农民闲时所作，过节时拿到集市、庙会上出卖；还有的是寺院、道观；药铺、商店所散发的瑞符、贺帖、重阳旗、传单等。由此可以看出，在人与木版画之间，形成了多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多元关系。

　如果将以上情况综合起来，则重于应用、形式和艺术特进行归纳，可将中国传统的民间木版画分作十二大类五十多种。如：门神类、年画类、窗画类、灯画类、幡画类、神像类、纸马类、插图类、扎糊类、印记类、游艺类和其他类，凡自具特点而不属于以上十一类者，均归此类。如龙凰契（龙凤礼书、天地帖，都是订婚或结婚的证书），吉祥符（除邪免灾，求子得喜，镇宅平安，多为道士所发），版印扇面（做折扇用），版印绣稿（供刺绣使用的印稿）等。

以上十二大类五十多个品种，所列项目也可能有遗漏，还有待于以后补充和修改。然而，即使如此，仅就这个粗略的分类来看，已是洋洋大观，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及其普及的广度，都是任何艺术所无法相比的，“年画”一词更是无法概括。这里提出用“木版画”一词来涵盖整体的初衷。

这样一来，在木版画的概念中，原来所称的“年画”就变成被隶属的一个子目。这样分类，并没有使真正的年画受到损伤，相反的其面目更为清秀了，因为摆脱了那些非年画的干扰。

纵观中国木版画发展的全过程，虽然历经千年，样式很多，但是发展并不平衡，其层次也有明显的高下之分。从这一关系上说，年画一开始就带有领先的地位，成为民间木版画的代表。南宋辽金时期在山西临汾刻印的《四美图》（即《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和《关公图》（即《义勇武安王位》）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现藏日本的一批苏州桃花坞之前的年画，大约清代前期的作品，其制作之精，被公认为是中国民间年画史上的顶峰之作，并且取得了雅俗共赏的妙趣。可以说，在各个时期的民间木版画中，还没有哪种形式能够与年画相比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一提到民间木版画，首先便想到年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木版画的整体而言，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经普遍开花，特别是一些小型的形式，几乎遍及每个城市。只是那些较复杂的作品和规模较大的作坊设在大城市中，或是集中在某个地区。如晚清时的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潍县杨家埠。因为这是一些手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经济发达，成为周边很大一片地区的中心，便于木版画（特别是木版年画）的推销发展。由于生产的量大，销售的面广，常常来形成了自己的发行网络，可以说是“领地”，我称它为“文化圈”。

谈及中国民间的传统木版画，它不仅是一种有意味的艺术形式，而且蕴含着人民大众无比丰富的情趣理念和审美思想，因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