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类似的变化的参照，我们或许可以稍微自由的想像一下了。难道先生是因为给徐皐所以才变化的吗？徐皐(1908－1980)，原名徐伯皐，浙江慈溪人，著名小说家，当时是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的编辑，经常向鲁迅约稿。就我的了解，徐皐既非亲戚，更非弟子，何以能让先生有如此的变化？这倒让人真费脑子。其实在我看来，想想就可以了，无须绞尽脑汁偏要想出个所以然来。因为这里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我们总是用假想类推的办法，但也许事实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按常理出牌的，虽然相近推演是个很管用的好法子，但似乎在这里不太管用。就他和鲁迅的关系说起来，多是书信的往来，谈不上亲密。所以此路不通，还要再寻他途。查先生日记，便知1935年3月22日曾为徐皐作字二幅，其中之一即为本字幅。除此之外，也没有透露出什么其他的信息。既然如此，在还未有更有力的资料解惑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作这一种理解了，那就是，先生只是玩味一把，实验一回。这样的理解也许很招非议，但我以为如此弄墨在先生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就得仔细辨察先生书写时的笔画和结构之类的细枝末节了。相对于能够给出我们准确可信的解答的，这样的无奈之举只能是唯一可取的办法。

书写的内容一看便知，是李贺的《绿章封事》中的一句:“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图二)此诗是李贺为发泄自己对当时社会压制穷士的不满和怨恨而作的，鲁迅所书此句倪墨炎先生释为“那些豪门贵族对于死者在千百遍的呼唤招魂，可是像扬雄那样的穷士家里却冷落凄凉。”1935年的上海正笼罩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中，就在书写这幅字三个月后的一天，先生引为知己的瞿秋白被国民党枪毙了。而此时的他，依旧在寂寞和悲愤中经受着不断袭来的明枪和暗箭。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中，心绪是芜杂的，也是悲凉的，书写也就更加沉雄。此幅墨迹所传达出的一种特有情绪下的生命信息，使得我们可以近距离窥测他的内心。一个人但凡用文字来表达情感必是有感情的驱使，而又将之严正地书赠他人，可以想象他对时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之难于言表，非蘸浓墨书写在白纸上不足以抒发郁积的情愫了。

细读此作，此作自左至右书写，两句诗共占纸幅的三分之二强，余为落款。诗句共有十四字，书七行，除第三列书三字，第七列书一字外，皆布二字。落款分五列，亦从左至右依次为“李长吉句录应伯皐先生属亥年三月鲁迅”。从整体的布置来看，诗句和落款轻重、高低把握得很平正、稳妥。局部的安排也是错落有致。字与字，列与列之间疏朗有间，不挤不离，恰到好处。细看字形之处理，更见先生的用心，比起所观先生其他墨迹，便可做出这样的判断:贯注一气，神不外散，匠心独具，笔管巧运。先说字形之端正者，有“金家”，这是先生字之常态，端庄清雅；字之灵巧者，“香弄”“无俗”，呼吸相通，顾盼生姿，“香”中之“日”，点画空灵，“无”之四点，各具神态，犹空中坠石，再看三横，如横布阵云；字之摇曳者，“千轮鸣”，“千”为单字，却和笔画较繁者一列，可见处理之大胆——“千”右倾，势如斜而复正，“轮”左斜，密栗中见疏朗，“鸣”端立于末，深稳而不空滑，此三字安排得间，不见拥堵，全赖依势摆动；字之映带者，“秋室”，“秋”分两侧，看将扯开，但有双点萦拂，“室”列上下，“至”字篆写，宝盖居上，观似将离，却有衔接；字之雄浑者，“扬雄”是也，“扬”之提手坐“籣”肩，“雄”之偏旁与“隹”各取半边，都出之新奇，得之变形，再于全篇观之，则谨严中得森挺，威风八面；最后落得“声”字，金鸡独立，似在回首，末一笔作环抱状，线条若断而复连，意犹有未尽也。再从墨迹上看，“金家”“扬雄”较浓，是为起笔蘸墨之故，二列之间墨随纸走，故而清淡瘦劲，及至“声”字，已无须再蘸墨，故而显得干枯一些，也是墨之将尽所致。由是观之，字因浓淡而起伏有致，犹如一浪起一浪又起，富有波浪涌动的跳跃感，一声响一声又响，伴着音律顿挫的节奏感，由此也可以觉察出先生书写此字幅时情绪的波澜。而这些波荡起伏最终都在落款的小字中得以舒缓，书写时的情绪相对已经平静，或四字五字一停，或二字三字一留，精神团结，打叠一片，书写完毕，落上署名，加盖印章，宣告大成。及至此处，还可见先生的一种变化，“鲁”字之上部一划而过，实属逸笔，难得一见。

很久以来我们总以为先生为文的高妙，却忽视先生书字也是极为讲究的，而此幅在我看来又是先生出乎其类的，便更可观可赏。书法是先生生命的另一种形式的律动，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窥探他的内心世界的一扇小窗，而这扇窗，会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先生那隐秘的情绪和深邃的内心世界。

清人朱和羹的《临池心解》中有云:“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是说人书俱老的高妙境界，其实在我看来，老而平淡虽是一种至境，但也可说是已露衰相，相反，我们看到的先生的这幅字，给人的感觉却恰好相反。其实说鲁迅老，也是不确的，论年纪，先生也还算是中年，未至老境，若不是过早去世，也许我们还真能看到常人所说的“人书俱老”的先生，不过，这究竟是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