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老1949年的精品，这从画风上经过分析可知。问题是画面上的题款，其书体绝非1949年之风格，乃为1980年代所补题，但又未说明。倘若目前或者百年后，有研究者看出书风和画风非同一时期的“铁证”，该怎么办？画上所钤两方印则是谢老早期常用之印。从表面上看，这都有一些矛盾。实际上，谢老当时创作这幅画后，一直未题款，而在1980年代补款时又未注明。如果从这些“铁证”来推翻这张画的话，岂不冤枉。

　　早年作品，晚年补款，无署年。这个情况同上述的有类似之处，只是在补款时既未署当时创作年月，也未说明补题时间，所以署款书体和画风在时间上还是对不上号。如其《栀子花》，约作于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交，然其穷款“稚柳”为1980年代所书，这明显是一个矛盾。但款和画都是真的。

　　署年有误。所谓署年有误就是将天干地支写错，并且这种情况还不少。如其1973年《消暑图》，署款“己丑夏日壮暮堂上消暑。稚柳。”从署款看，这幅画是1949年创作的。然其画风，分明是1970年代开始的落墨法。这又是一个矛盾，也是一个铁证。看了该画上方陈佩秋先生长题后，才知该画是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上海有关方面下达给谢老的政治任务，这张画是为尼克松下榻宾馆装饰用的，由此可知该画的创作年代是1973年，而其署款“己丑”乃为“癸丑”之误。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知，书画鉴定中的铁证，有时确实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违背真实，误导正常的鉴赏活动。中国书画历史悠久，这样情况绝非孤案。由此可见，以我们的有限知识和经验，是不能盲目地拿“铁证”做学术研究的武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