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靖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台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刊者姓氏，把纸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香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了“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吉吉左右结构」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这三种书的版式行款各不相同。前两种书同为《唐诗品汇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都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者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序，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内容。同一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

《唐诗正声》，明高「木秉左右结构」辑，明种德堂刻本。全书二十二卷，无锡市图书馆收藏一部残本，存卷一至五、八至十七，计十五卷。书贾为了将残书冒充足本，首先割吉卷十六至二十二的目录，从原书目录末尾剪下“唐诗正声目录终”接补在目录卷十五“五言排律三”后面。接口接在栏线处，接痕不易察觉，造成假象，似乎全书目录到此终了，全书即为十五卷，诗选至五言排律。但书贾却没有注意到原书凡例说得很清楚：“诗体之次第，为卷先五言古诗，次七言古诗，次五言律，次排律，次七言律，次五、七言绝句。”说明五言排律后，还有七言律诗和五、七言绝句。书贾为伪作全书，将卷十六、十七的卷端和书口剜去“十”字，同时将小题“七言律诗”一、二，分别剜改为“五言古诗一”，和“七言古诗二”。这样剜改后并没有使书和目录相符，原书目录卷六是“五言古诗六”，如果谁把卷十六的七言律诗当五言古诗来吟，一定是诘屈聱牙，无法理解。还有一部明周文采辑的《医方选要》，全书十卷，明刻本，残存二卷。书贾先剜去原书序中有关记载卷数的文字，再将卷二剜改为卷上，卷一就势改为卷下，书口也进行了同样的剜改。为何把卷二改成卷上？这是为了图改起来方便，卷二只要改动上面的一笔，卷一无须乎剜改，只在“一”下添两笔就行了。这样一剜改，周文采辑的《医方选要》残本，就变成了上下二卷本了。由于剜改的部分很少，再加上在卷端剜改处钤了“文渊阁宝”的方印，很容易造成错觉，以为全书无疑。

书贾除剜改目录、窜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的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刻本，存五百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尤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一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百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伪作名人批校题跋

古书流传，无讹抄本还是刻本，总不免有讹误之处，若经过名手校雠，纠正讹误，就使得古书正确可靠。因此，有名家手校过的书，素为藏书家所珍视。而书贾临摹名人手笔，伪造名人批校题跋，也并不少见。无锡图书馆的《管子》二十四卷，唐房百龄注，清刻本，书的天头有朱墨二色批文，不知出自谁的手笔。大概批者没有名望，书贾割去卷二十四末尾批者的题款，改题“同治九年孟秋七月无锡薛福成校读一过”。将这题款与眉批比较，很明显薛福成的题款系后人所加，因为那些眉批实际上是对《管子》的评论，并没有校过一字。还有一部《荀子》二十卷，明嘉靖十二年吴郡顾氏世德堂刻“六子全书”本之一种，有佚名氏用朱墨二色过录清惠栋的题跋和校字。惠栋是清代校雠名家，书贾为了提高这部书的价值，就利用这些过录的惠栋校践，假冒惠栋手笔，在扉页上题“二惠先生校正《苟子》二十卷，惠学士士奇朱笔，惠征君栋墨笔”，卷二末题“乙酉年取摹印宋刻本校毕，差落三十七字”，反面又题“乾隆癸酉十万，又取何氏校景宋本校此二卷，松崖”，在题款下钤了“惠栋之印”一明文方印，而在卷二十末尾惠栋题款下则用墨笔描了一方“惠栋”的印章。另外还在书的原文中进行毫无变动的涂改，如在卷一“青取之于蓝”处，将“取”用墨笔圈去，边加了一个“取”字。其他几处涂改亦然，可谓欲盖弥彰。所谓惠士奇朱笔，惠栋墨笔，实际上朱墨两色批校均为一人手笔。书贾加上惠土奇批校，是为了更吸引无锡的藏书家，因为惠士奇是清代无锡的地方名贤。

抄本充稿本

稿本的价值当然比抄本的价值要大得多，所以利用抄本涂涂改改以充稿本，也是书贾作伪的手法之一。如《乾隆吴江县志》五十八卷，清陈纕修、沈彤撰，清抄本，无锡图书馆存十七卷。书贾为了冒充稿本，先将书名剜去，伪题《三吴采风志》，著者为“勾吴赵函纂”。同时伪造稿本假象，在文中进行圈改，好像是著者撰写时修改的文字。但细看圈改之处，发现那些涂改的文字与内容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将原书文字的意思颠过来倒过去，书的内容并没有任何增删。如大清改成我朝或国朝，也没有把全书改完，原抄的“大清”字样还留存不少。《东华录》三十卷，清蒋良骐撰，清抄本。书贾割去这部书卷的前半页，加上伪抄的半页，题书名为《莫清肇基录》，著者为“无锡王会汾荪服父”。在正文前还伪加王会汾自序，记叙所谓《皇清肇基录》的撰述过程，以充稿本。

书贾造伪也不是完全无根据的，在伪造奇辟之书时，也是依据著者的生平、书中的内容，便宜行事。如《虞阳说苑》为民国丁祖荫所编，民国抄本，存二十一种。书贾将这二十一种重新编写目录，伪题《海甸野史》，锡山顾祖禹纂著。顾是明末清初无锡人，地理学家。明代灭亡后，他深怀悲痛，隐居著作，住在无锡与常熟两县之交的苑溪。因《虞阳说苑》是记述常熟掌故以及有关明季史乘，书贾就利用这一点造伪，在抄本中窜改，以冒充顾祖禹的稿本。还有《徐霞客游记》十二卷，明代徐弘祖撰，清抄本。书贾将书名改为《游名山记》，题“锡山安希范”撰，同时铃“稿本”一长方印。安希范系无锡人，明万历进土。《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九记载，安希范著有《名山记游》等书，可见书贾是依据县志的记载作伪的。为使藏书家更加深信，还在前面加了一篇序，记叙安希范撰《游名山记》的经过。由于这序是旧纸新抄，而原抄本有蛀痕，为了达到这序和原抄本为同一时间抄写的效果，书贾用剪刀在新抄的序上仿照原抄本伪造虫蛀的痕迹。不过蛀痕造得太拙劣了，到处是直角，因而露出了破绽。因为蛀虫是没有那样的本领的。

以装帧造伪

在古书中以装帧造伪虽属少见，但也绝不是没有。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来程颐传注的《周易上经》四卷，本是清光绪十年黎庶昌刻《古逸丛书》的零种，书贾用棉连纸染色，改装成所谓黄荛圃式的蝴蝶装。书口伪造伤残，从后托裱。第四卷末页亦假造残缺，再用刀伪造虫蛀孔痕。这样一来竟把鼎鼎大名的版本学家张元济蒙混过去了。张氏居然定其为元至元积德堂刻本，并在卷端钤盖“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眼”印记，以示珍藏。

伪造伪钤名家藏书印鉴

印章是各种文件上的证明物，不论机关或私人的各种文件或证明书等，都要加盖印章，以为凭信，防止别人冒名顶替。把玺印铃盖在书籍上，作为收藏、校读、鉴赏等等的印记，这一作法起于何时，已不可确知。唐王建《宫词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出锁在玉函中。”王建是大历十年进土，根据《唐诗纪事》中有关记载，和《新唐书》中王守澄传来推测，其《宫词》最晚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可见在公元9世纪初，书籍就开始用印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差不多都有几方、甚至几十方各种形制、不同印文的印章。这些藏书家，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们学有专长，精于鉴别。因此，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很受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都把一书的藏书印章详细地进行著录，其原因是它和版式、行格、字体、纸张、墨色、讳字、刻工、序跋、牌记等等一样，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不同的是，版式、行格、字体等条件，是先天的，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即凭借它可以考查一本书的流传源流。这一点，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书，倘若钤上几方朱白得直的藏书印，朱墨灿然，还会进一步提高书的身价，使它同时成为艺术珍品。书贾射利，伪造版本，也往往要钤盖名家藏书印鉴或伪造名家藏书印鉴的道理即在于此。上面提到的一些书中，几乎每个例证都有伪印作为配合。这说明名家藏书印也可能伪造，应特别注意，不可盲从。更不能轻意以此作为鉴定版本的根据。

上面所述古书作伪的十三种类型，仅仅是某些旧书肆作伪的一般手段，而且在作伪时并不是孤立地使用某一种手段，往往是几种手法同时用到，但古书作伪无论怎样变化多端，手段怎样高超，总不免留下蛛丝马迹。只要我们仔细研究考察，大多数伪作还是不难识破的。如剜改的书只要朝着光亮处一照，伪饰之迹就显然毕露。因此在鉴定时，不要急于查找参考工具书，而应对原书先进行审慎研究，考察其来源、出处和保存、流传的过程。尤其遇到那些奇怪罕见的书，更需特别注意，广征博采，进行多方考证后再作结论，切忌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同时还要知道，对于明中叶的仿宋本、翻来本和两代交替时期的一些刻本，书贾尤其容易作伪，常把版刻年代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