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充稿本

稿本的价值当然比抄本的价值要大得多，所以利用抄本涂涂改改以充稿本，也是书贾作伪的手法之一。如《乾隆吴江县志》五十八卷，清陈纕修、沈彤撰，清抄本，无锡图书馆存十七卷。书贾为了冒充稿本，先将书名剜去，伪题《三吴采风志》，著者为“勾吴赵函纂”。同时伪造稿本假象，在文中进行圈改，好像是著者撰写时修改的文字。但细看圈改之处，发现那些涂改的文字与内容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将原书文字的意思颠过来倒过去，书的内容并没有任何增删。如大清改成我朝或国朝，也没有把全书改完，原抄的“大清”字样还留存不少。《东华录》三十卷，清蒋良骐撰，清抄本。书贾割去这部书卷的前半页，加上伪抄的半页，题书名为《莫清肇基录》，著者为“无锡王会汾荪服父”。在正文前还伪加王会汾自序，记叙所谓《皇清肇基录》的撰述过程，以充稿本。

书贾造伪也不是完全无根据的，在伪造奇辟之书时，也是依据著者的生平、书中的内容，便宜行事。如《虞阳说苑》为民国丁祖荫所编，民国抄本，存二十一种。书贾将这二十一种重新编写目录，伪题《海甸野史》，锡山顾祖禹纂著。顾是明末清初无锡人，地理学家。明代灭亡后，他深怀悲痛，隐居著作，住在无锡与常熟两县之交的苑溪。因《虞阳说苑》是记述常熟掌故以及有关明季史乘，书贾就利用这一点造伪，在抄本中窜改，以冒充顾祖禹的稿本。还有《徐霞客游记》十二卷，明代徐弘祖撰，清抄本。书贾将书名改为《游名山记》，题“锡山安希范”撰，同时铃“稿本”一长方印。安希范系无锡人，明万历进土。《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九记载，安希范著有《名山记游》等书，可见书贾是依据县志的记载作伪的。为使藏书家更加深信，还在前面加了一篇序，记叙安希范撰《游名山记》的经过。由于这序是旧纸新抄，而原抄本有蛀痕，为了达到这序和原抄本为同一时间抄写的效果，书贾用剪刀在新抄的序上仿照原抄本伪造虫蛀的痕迹。不过蛀痕造得太拙劣了，到处是直角，因而露出了破绽。因为蛀虫是没有那样的本领的。

以装帧造伪

在古书中以装帧造伪虽属少见，但也绝不是没有。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来程颐传注的《周易上经》四卷，本是清光绪十年黎庶昌刻《古逸丛书》的零种，书贾用棉连纸染色，改装成所谓黄荛圃式的蝴蝶装。书口伪造伤残，从后托裱。第四卷末页亦假造残缺，再用刀伪造虫蛀孔痕。这样一来竟把鼎鼎大名的版本学家张元济蒙混过去了。张氏居然定其为元至元积德堂刻本，并在卷端钤盖“涵芬楼”、“海盐张元济经眼”印记，以示珍藏。

伪造伪钤名家藏书印鉴

印章是各种文件上的证明物，不论机关或私人的各种文件或证明书等，都要加盖印章，以为凭信，防止别人冒名顶替。把玺印铃盖在书籍上，作为收藏、校读、鉴赏等等的印记，这一作法起于何时，已不可确知。唐王建《宫词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出锁在玉函中。”王建是大历十年进土，根据《唐诗纪事》中有关记载，和《新唐书》中王守澄传来推测，其《宫词》最晚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可见在公元9世纪初，书籍就开始用印了。明清两代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差不多都有几方、甚至几十方各种形制、不同印文的印章。这些藏书家，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他们学有专长，精于鉴别。因此，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很受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都把一书的藏书印章详细地进行著录，其原因是它和版式、行格、字体、纸张、墨色、讳字、刻工、序跋、牌记等等一样，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不同的是，版式、行格、字体等条件，是先天的，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即凭借它可以考查一本书的流传源流。这一点，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书，倘若钤上几方朱白得直的藏书印，朱墨灿然，还会进一步提高书的身价，使它同时成为艺术珍品。书贾射利，伪造版本，也往往要钤盖名家藏书印鉴或伪造名家藏书印鉴的道理即在于此。上面提到的一些书中，几乎每个例证都有伪印作为配合。这说明名家藏书印也可能伪造，应特别注意，不可盲从。更不能轻意以此作为鉴定版本的根据。

上面所述古书作伪的十三种类型，仅仅是某些旧书肆作伪的一般手段，而且在作伪时并不是孤立地使用某一种手段，往往是几种手法同时用到，但古书作伪无论怎样变化多端，手段怎样高超，总不免留下蛛丝马迹。只要我们仔细研究考察，大多数伪作还是不难识破的。如剜改的书只要朝着光亮处一照，伪饰之迹就显然毕露。因此在鉴定时，不要急于查找参考工具书，而应对原书先进行审慎研究，考察其来源、出处和保存、流传的过程。尤其遇到那些奇怪罕见的书，更需特别注意，广征博采，进行多方考证后再作结论，切忌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同时还要知道，对于明中叶的仿宋本、翻来本和两代交替时期的一些刻本，书贾尤其容易作伪，常把版刻年代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