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蝗赋》是徐元文在监修《明史》之前写就的，但后面的题跋却大都是与其一同编撰《明史》的同僚，在其身后不久题写的，内容都与徐元文的感慨相一致。可见当时这些人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都受到了康熙帝的尊重和理解。所以，《感蝗赋》行书手卷，从侧面印证并反映出了康熙帝政治上所能有的开明。这也正是徐元文《感蝗赋》行书手卷的文献价值所在。

三、《感蝗赋》的思想情感

《清史稿》中称徐元文“闲雅方重，敦品励行”。当时徐元文与兄徐乾学、弟徐秉义号称“三徐”，都是进士出身，且身居高位，但徐乾学名声很不好，最后也正是因为其兄长及“以廷议数与满大臣忤，屡招党讦”他才被迫辞官。所以从其为人与其写《感蝗赋》时的地位“礼部侍郎”看，徐元文发点牢骚也是正常的。但徐元文不就事说事，而拿蝗灾借题发挥，影射时政，说蝗灾是吏治问题、是与天道相违不“修德”的结果。显然这是曲笔。因为他深知其中的利害深浅，稍有不慎，就会触发民族与文化的敏感神经。

以徐元文的资历和学养，当然清楚当年的蝗灾与“修德”无关。 在《新唐书姚崇传》就曾载： 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汉光武诏曰：‘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贼。’此除蝗谊也。且蝗畏人易驱，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惮勤……”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灾者当以德，昔刘聪除螟不克而害愈甚。”拒御使不应命，崇移书诮之曰：“聪伪主，德不胜妖，今妖不胜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为修德可免，彼将无德致然乎﹖今坐视食苗，忍而不救，因以无年，刺史其谓何﹖”若水惧，乃纵捕……

同样《资治通鉴》中也载：（开元四年）山东蝗复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谓：“蝗乃天灾，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刘聪无道，时，常捕埋之，为害益甚。”拒御史，不从其命。崇牒若水曰：“刘聪伪主，德不胜妖；今日圣朝，妖不胜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若水乃不敢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