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载，对一位大学士来说可谓烂熟于胸，但他置若罔闻，就只能说明其别有“用意”了。

况且，顺治、康熙年间的吏治还是很有成效的，且凡大灾之年，受灾地区大都实行蠲除。这在文献中屡见不鲜。从总体上讲，当时还是比较体恤民情的。

而对于世人的牢骚，康熙帝也早有看法。在康熙年间，康熙帝曾先后颁布过《训饬士子文》、《圣谕十六条》等，其中主要内容是“敦孝悌、笃宗族、和乡党、黜异端、明礼让”等，贯穿的主导思想就是：不该做的事别做，不该说的话别说，否则“又安望其秉公持正，为国家宣劳树绩”。当然这些都是针对士子身上的毛病所说的。但这也正好反映出当时在思想与情感上，众多的汉族知识分子与满清统治者的不融合。作为大学士的徐元文是完全了解情况的。既然如此，徐元文的牢骚就只能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其思想情感的微妙反映。而这作为史官并利用主抓道德教育身份所写的影射文字，因其文辞峻切又可作“为官铭”看，所以，并未给徐元文及其后人带来不利。这同样说明了康熙帝的开明与对他的厚待。

四、《感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