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王铎与傅山。如果说王铎的书法因人生际遇而赋予了其落拓不羁与参差张扬的个性，那么傅山的书法则是以“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诠释了他的人格操守与书法追求。对于王铎的为人与傅山的“作书之人首要之本乃在做人”、“一旦大节有亏，则笔墨不足补其缺”等言论，徐元文不可能没有触动。正因如此，徐元文书法在严守传统的同时，又着意于时尚追求与人格操守，因此才形成了其独特的个性风貌。

如果说传统是一个人艺术品格形成的主要动因，那么时风就很能左右一个人的艺术追求，但士风更是影响文人士大夫个性品味的驱动力。这三种书法取向相互影响，而徐元文身在其中，深知厉害，不可能无动于衷、超然身外。这就使得徐元文的书法面目有了特别的表现。当然，其书法追宗二王、晋唐、效仿赵、董，也就不可能有着完全遗世的面目，但士风在其骨子里所形成的韧劲儿是其特有的、无法消弭的。表现在其书法上，则是俊朗中的孤冷、秀润中的倔强、流丽中的顿挫。

所以应该说，徐元文《感蝗赋》行书手卷，是那个时代所能有的典型的综合体，是真正用心、用意来写的极有性情的作品，就如同其《感蝗赋》文辞一样，完完全全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样一件附有２２通题跋的行书手卷，是历史的见证、是一种特殊背景下既特立独行又融通避让的精神气质体现，是不可多得的独具风格品性的珍贵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