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煎茶法、宋代点茶法都用不到较小的茶壶这种器具。茶圣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罗列了煮茶所用风炉、鍑、碾、碗等二十五种器具,煮茶的基本方法是炙茶、捣茶、碾茶、罗茶(过筛成茶粉)、煮水、侯汤、煎茶等,壶并不为所用。而宋代是更为精致的时代,那里有苏黄米蔡的翰墨情怀,有汝官哥钧定的陶瓷极品,有亘绝千古的清明上河图和杨柳岸的晓风残月,那是一个在艺术上追求极致的时代。龙凤团茶这颗中国制茶史上的明珠也在那个时代闪烁,相伴而生的点茶法自然更为精绝。作为茶人的宋徽宗赵佶著有茶学名著《大观茶论》,他在此书中对点茶所需罗碾、盏、筅、瓶、杓等茶具做了及其精当的点评。遗憾的是,点茶仍不需要茶壶。所以广为流传的苏东坡小住宜兴时期的名句“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中的壶,想来最多是用来贮水,而非煮水更非泡茶之用。虽然在宜兴蠡墅羊角山发现了紫砂壶古窑遗址和出土文物,但依据当时的饮茶习俗来看,这些器物和茶的关系不大。
换言之,宋代只是紫砂壶文化的萌芽阶段,离出现与茶文化密不可分成为泡茶利器的紫砂壶壶时代,相距甚远。
故而,宋诗中的那些名句我们需重新审视。欧阳修说“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情”;米芾说“轻涛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苏东坡说“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流传最广的当是梅尧臣的句子:“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是的,羊角山的紫砂壶古窑中确实出土了紫红色的大壶和砂罐,具有早期紫砂壶的特征。然而这些在宋代社会享有盛誉、品位极高的艺术家们就用这些浑朴的粗陶来点精美的龙团凤饼?随便翻翻宋人的茶书,你就会发现他们对精美团茶和奢华茶具的追求在中国茶史上已登峰造极。在面对衰弱国势的悲愤和痛苦中,他们需要营造精巧雅致甚至奢侈的生活来自我陶醉与麻痹,陆羽倡导的自然饮茶原则荡然无存,他们在茶中追求极致,一种狭隘的、令后人几近绝望的极致!于是,我们看到梅尧臣在“紫泥新品”句之前写到:“团香已人中都府,斗品争传太傅家。”欧阳修在“喜共紫瓯”句前写到:“摘处两旗香可爱,贡来双凤品尤精。”米芾在“雪溅紫瓯圆”句前写到:
“密云双凤,被破缕金团。”他们喝的都是团茶,点茶需用大建盏,这紫瓯、紫盏并非紫砂壶茶具。
从宋代开始,几百年来,紫砂壶壶一直在等待一个追求简约、自然的时代——明。在那个心灵解放的时代,紫砂壶壶终于结束了它落寞的沉睡,亦甩脱了一身匠气,来亲近原本也淡然的茶。明人说:“茶之团者片者,皆出于碾硙之末。既损真味,复加油垢,即非佳品,总不若今之芽茶也,盖天然者自胜耳。”这是对唐宋茶的颠覆,抑或是发展之必然?明人其实不需要茶来承担太多本不属于它的东西。对于茶我们也不能轻言“道”,那是一种至为崇高的义理,品饮时如若能于茶中得到一点形而上的圆融生趣,则离茶之本性近矣。而明人是最通晓这些道理的,尤其是明中晚期的文人,他们口中的茶,正如他们笔下的小品文,不再承担什么。对于这种回归,明人自知且颇为自得。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谈到冲泡法的美妙时甚至夸口:“陆鸿渐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著名茶人田艺蘅在《煮泉小品》中说得更为明确:“芽茶以火作者为次,生晒者为上,亦更近自然……生晒茶瀹之瓯中,则枪旗舒畅,清翠鲜明,方为可爱。”
时代推延至明中期,紫砂壶工艺瓜熟蒂落,它因敦雅古穆、浑朴端庄,更因紫砂壶泥料宜茶的独特性为人所喜爱。文震亨《长物志》里说茶壶以砂者为上,“盖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其他如周高起、冯可宾等茶人都对紫砂壶壶推崇备至。张源、许次纾更在他们的著作《茶录》《茶疏》中清晰记录下壶泡法的程序。张源所述基本和现代壶泡法相同:“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茶多寡宜酌,不可过中失正,茶重则味苦香沉,水胜则色清气寡。两壶后,又用冷水荡涤,使壶凉洁。否则减茶香矣。罐熟则茶神不健,壶清则水性常灵。”许次纾则特别强调壶泡时机的把握,他说:“先握茶手中,俟汤既入壶,随手投茶汤。以盖覆定。三呼吸时,次满倾盂内,重投壶内,用以动荡香韵,兼色不沉滞。更三呼吸,以定其浮薄。然后泻以供客。则乳嫩清滑,馥郁鼻端。”由此可知,紫砂壶壶不仅在实用上符合了明代泡茶法的要求,而且在审美上也暗合了明人饮茶的自然、简便、内敛、温厚、清雅的风尚和精神追求,紫砂壶壶受宠就在所难免了。明中期,紫砂壶壶终于登上了茶文化的历史舞台,并长袖善舞,舞了五百年。
所以,茶文化的沿革,泡茶法的兴起是紫砂壶壶得以在明代中期兴盛起来的内部动因。第一部紫砂壶专著《阳羡茗壶系》的作者明代周高起说:“故茶至明代,不复碾悄和香药制团饼,此已远过古人。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前人处也。”日本紫砂壶壶收藏大家奥玄宝在其名著《茗壶图录》之《叙》中开篇即言到:
紫砂壶文化:明代紫砂壶壶艺的发展“自泡茶之法兴,阳羡沙壶始名于天下。”不能不说他们的眼光和判断是极其独道的。
紫砂壶艺术家走进吉林。紫砂壶家具首开专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