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我去拜年,先生躺在卧室床上,但精神很好。我向拱手祝贺佳节,先生满面笑容,问:“你还住在皇史+罢”。其实我已搬出那里十余年了,可先生为什么还以为住在那里呢?这是因为他调到北京的时候,最初被安排在皇史+居住,对那里有深刻印象和怀念。这时徐夫人滕芳女士问他:“你今年多大啦?”先生说:“六十五。”徐夫人说:“杨新都六十五了,你还六十五,九十五,知道吗?”先生说:“哦,九十五啦!”其实先生说他六十五岁,是在开玩笑。但是先生做起事来,不记时日则是真的。
为了让先生安静地休息,我便告辞,先生把头抬起来说:“那我就不送了。”不意蹦出这么一句话来,这是先生从来没有过的,这仍然是在开玩笑。记得先生《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改订重印后送我一本,我请求签个名,先生提笔来问:“写什么称呼,写‘杨院长’?”我连忙说:“哪能这样写。”其实我这着急是多余的,他已在书的扉页写上了“杨新老弟存览”。这次说“不送”,也是明知而故意的。由此可见先生对待生活,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回到客厅,我问徐夫人:“先生这么健康长寿,有什么秘诀吗?”徐夫人不假思索地说:“他这个人哪,就是没心没肺。”可谓一语中的。所谓“没心没肺”,即是除了古书画研究鉴定、吟诗作画、写字读书之外,其他的事情好像都不在他心上。可是人都生活在社会中,有些事情你不去找人,别人却要找你,能不往心里去吗?例如历次政治运动,谁能不参加,尤其其像先生这样的人,多少都要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先生就被了出来,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受到批斗和陪斗。这场运动是没有什么章法的,说打就打,说揍就揍。先生瘦骨嶙峋,能经受得住吗?可是先生却逃过了这一劫,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别无它,是其秉性“没心没肺”。对学术、书画之外的事他都不关心,“造反派”实在找不出可供批斗的言论资料,只有给他乱扣几顶帽子,喊几句口号。而你说什么,他就承认是什么。不像有的“黑帮”,批判一句,反驳一句,结果招来一顿拳脚。
记得下放到湖北咸“文化部五七干校”时,从住地到湖中劳动,有一段很长路,特别是天雨道路泥泞,先生走得慢。往往我们已劳动了大半天,先生才走到地边。当他下到水田中放下耙头刚要劳作时,有人就高声喊着他名字叫站好,先是叫背“语录”,然后开始批判。可是批判者说不多少词,只好带领大家喊“打倒”的口号,一连喊了数声,先生也跟着喊打倒自己,就一声不吭站在那里等着。领着喊口号的也觉得没劲,只好叫一声“都干活吧”,这场地头批判会就结束了。久而久之,就也无人对此种批判感兴趣了。
照理说,“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对先生的冲击也算不小,他曾在小贩那里买一只梨子吃了,还被专门开了一个全连大会批判,说是支持资产阶级搞“自由化”云云。可是“文革”之后,我跟随先生那么些年,却从未听到过他提起过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似的。
徐夫人还告诉我,有一张被拍卖行卖出的张大千画,先生与谢稚柳先生的看法不一致,先生认为画心被换掉了,而谢公认为是原作,官司打了好几年,最后法院判定画作为伪品。有记者想采访先生被绝了,先生说:“谢公已经去世了,还提这事干什么?”
在生活中,先生并不是没有喜怒哀乐。我曾经见过他在“四人帮”跨台时写的几首七言绝句,笔锋犀利,直指江姚,那是有喜有怒。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会自己调整自已的情绪,将哀、怒很快忘记,把喜、乐留下享受。这也许是他从对古画鉴赏中获得的对人生的彻悟,一切都是“云烟过眼”,所以他把自己大部头巨著,叫做《过眼要录》。
先生的身体一向瘦弱,但素质好,在大难中也少病痛。在干校有一些年纪大的,如唐兰、罗福颐等先生,曾得到“优惠”,安排去放牛、看砖瓦等,而先生却一直下湖劳动,这也许对他的身体锻炼有好处。先生也不爱运动,但很会自己保养。我和先生去外地考察时同住一室,每晚他都自己按摩,然后静坐,眼睛看着对面墙壁。先生告诉我,这是在“转眸子”,锻炼眼睛。所以至今一般看书画和写字,他都不戴花镜。这使我想起黄庭坚颂赞郭熙画的两句诗:“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又文征明九十岁仍作小楷。徐先生年龄比他们高寿,身体好,还要眼睛好,这是很难得的。“转眸子”大概是长寿中唯一的秘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