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先生就被了出来，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受到批斗和陪斗。这场运动是没有什么章法的，说打就打，说揍就揍。先生瘦骨嶙峋，能经受得住吗？可是先生却逃过了这一劫，之所以能逃过这一劫，别无它，是其秉性“没心没肺”。对学术、书画之外的事他都不关心，“造反派”实在找不出可供批斗的言论资料，只有给他乱扣几顶帽子，喊几句口号。而你说什么，他就承认是什么。不像有的“黑帮”，批判一句，反驳一句，结果招来一顿拳脚。

　　记得下放到湖北咸“文化部五七干校”时，从住地到湖中劳动，有一段很长路，特别是天雨道路泥泞，先生走得慢。往往我们已劳动了大半天，先生才走到地边。当他下到水田中放下耙头刚要劳作时，有人就高声喊着他名字叫站好，先是叫背“语录”，然后开始批判。可是批判者说不多少词，只好带领大家喊“打倒”的口号，一连喊了数声，先生也跟着喊打倒自己，就一声不吭站在那里等着。领着喊口号的也觉得没劲，只好叫一声“都干活吧”，这场地头批判会就结束了。久而久之，就也无人对此种批判感兴趣了。

　　照理说，“文化大革命”“触及灵魂”，对先生的冲击也算不小，他曾在小贩那里买一只梨子吃了，还被专门开了一个全连大会批判，说是支持资产阶级搞“自由化”云云。可是“文革”之后，我跟随先生那么些年，却从未听到过他提起过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似的。

　　徐夫人还告诉我，有一张被拍卖行卖出的张大千画，先生与谢稚柳先生的看法不一致，先生认为画心被换掉了，而谢公认为是原作，官司打了好几年，最后法院判定画作为伪品。有记者想采访先生被绝了，先生说：“谢公已经去世了，还提这事干什么？”

　　在生活中，先生并不是没有喜怒哀乐。我曾经见过他在“四人帮”跨台时写的几首七言绝句，笔锋犀利，直指江姚，那是有喜有怒。只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会自己调整自已的情绪，将哀、怒很快忘记，把喜、乐留下享受。这也许是他从对古画鉴赏中获得的对人生的彻悟，一切都是“云烟过眼”，所以他把自己大部头巨著，叫做《过眼要录》。

　　先生的身体一向瘦弱，但素质好，在大难中也少病痛。在干校有一些年纪大的，如唐兰、罗福颐等先生，曾得到“优惠”，安排去放牛、看砖瓦等，而先生却一直下湖劳动，这也许对他的身体锻炼有好处。先生也不爱运动，但很会自己保养。我和先生去外地考察时同住一室，每晚他都自己按摩，然后静坐，眼睛看着对面墙壁。先生告诉我，这是在“转眸子”，锻炼眼睛。所以至今一般看书画和写字，他都不戴花镜。这使我想起黄庭坚颂赞郭熙画的两句诗：“熙今头白有眼力，尚能弄笔映窗光。”又文征明九十岁仍作小楷。徐先生年龄比他们高寿，身体好，还要眼睛好，这是很难得的。“转眸子”大概是长寿中唯一的秘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