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见过曾安止之后，曾安止出所作《禾谱》。据此可以肯定《禾谱》的成书年代当在绍圣元年之前。读过《禾谱》之后，苏轼在“秧马歌一首，并引”中写道：“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

　　但苏轼对于《禾谱》也有美中不足之感，“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当时曾安止已经失去了目力，不能补写，过了一百多年，曾之谨才替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弥补了祖先所遗留下来的缺憾。

　　曾之谨是北宋时《禾谱》作者曾安止的侄孙，写作《农器谱》时，身为耒阳县令。耒阳位于湖南省，是个稻作较为发达的地区。很久以前，这里的稻农就掌握了温泉种稻技术，并成功地实现了一岁三熟。《农器谱》写成之后，曾之谨曾请他的同乡周必大（1126-1204）为其书题词，周必大于嘉泰辛酉（1201年）八月为该书作序，以此知该书成书时间当在1201年以前。陆游也曾给该书提了诗。

　　由于受到苏东坡、陆游、周必大等宋代文化名人的赏识，应该说《禾谱》和《农器谱》在宋代还是一本比较有影响的农学著作。可是这样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却在后来的岁月中消失了，可惜《农器谱》和《禾谱》一样后来却失传了。王毓瑚说：“从明代末期起，书就不再见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研究者们在为寻找失去了的《禾谱》等而努力，并且找到了一些《禾谱》的片断，而《农器谱》甚至连片断也没有找到，作为有影响的著作难道真的就这幺容易失传了？

　　还在人们找到《禾谱》部分文字之前，王毓瑚在为《禾谱》所做的解题中，就提到：“元王祯农书中多次引到曾氏农书，所指的也许就是此书。又王氏农书的祈报篇引了一段曾氏农书，文句都与《陈旉农书》略同；如果不是王书原来把‘陈’字误为‘曾’的话，根据这一点可以知道，陈氏农书是有因袭本书的地方的。”在为《农器谱》所做的解题中提到：“王祯农器图谱曾引曾氏薅鼓序，大约就是出于本书。”因此，有必要对《王祯农书》中的“曾氏农书”作一番探讨。在此之前，首先应该对《王祯农书》作一简要交待。

　　王祯 XE "王祯" ，字伯善，山东东平（今东平县）人，生活于十三、十四世纪之间。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出任宣州旌德（今属安徽）县令，大德四年（1300）又调任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令。王祯在出任宣州旌德县令时就开始了《农书》的写作，时间当在1295到1298年之间；到永丰任职时，《农书》已经写成，时间当在1300到1304年之间；前后经历了约十年的时间。

　　《王祯 XE "王祯" 农书》 XE "《王祯农书》" 系由三部分组成，即“农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全书 XE "王祯" XE "《王祯农书》" 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第一次将南北农业技术写进在同一本农书之中。王祯 XE "王祯" 是山东人，却在南方 XE "南方" 担任地方官，所以他对南北方 XE "北方" 的农业生产都有一定的了解。反映在书中，王祯 XE "《王祯农书》" 多处对南北农业生产的异同进行比较。 XE "王祯" XE "《王祯农书》" 第二大特征就是“农器图谱”的写作。《农器图谱》 XE "《农器图谱》" 中，不仅记载了历史上已有的各种农具，而且对宋元时期出现的新农具作了介绍。由于具备这两个方面的特点，《王祯农书》被中外学者看作是，中国古农书中“篇幅比较大而价值也比较高的”（王毓瑚语），“最有魅力的”（天野元之助语）的一种。理所当然，它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注意。

　　二、《王祯农书》之《曾氏农书》

　　但是在肯定王祯农书的价值的同时，有学者也发现，《王祯农书》中的《农桑通诀》和《百谷谱》两个部分，“基本上是就以前的几部农书改写的”。其中就包括所谓的“曾氏农书”。翻检《王祯农书》我们一共发现，提到“曾氏农书”的有2处：一处是《农桑通诀三锄治七》，其文如下：

　　《曾氏农书芸稻篇》谓：记礼者曰：仲夏之月，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盖耘除之草，和泥渥漉，深埋禾苗根下，沤罨既久，地草腐烂而泥土肥美，嘉谷蕃茂矣。大抵耘治水田之法，必先审度形势，先于最上处潴水，勿令走失，然后自下旋放旋芸之。其法须用芸爪。不问草之有无，必遍以手排漉，务令稻根之傍，液液然而后已。荆扬厥士涂泥，农家皆用此法。又有足芸，为木杖如拐子，两手倚以用力，以趾塌拔泥上草秽，壅之苗根之下，则泥沃而苗兴，其功与芸爪相类，亦各从其便也。今创有一器，曰耘荡，见农器谱，以代手足，工过数倍，宜普效之。纂文曰，养苗之道，锄不如耨。耨，今小锄也。《吕氏春秋》曰：先生者为米，后生者为粃，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养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此失耨之道也。锄后复有薅拔之法，以继成锄之功也。夫稂莠秕稗，杂其稼出，盖锄后茎叶渐长，使可分别，非薅不可，故有薅鼓、薅马之说。事见农器谱。

　　一处是《农桑通诀六祈报篇十六》，其文如下：

　　《曾氏农书》云，《记》曰：有其事必有其治，故农事有折焉，有报焉，所以治其事也。天下通祀，惟社与稷；社祭土，勾龙配焉，稷祭谷，后稷配焉。此二祀者，实主农事。载芟之诗，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之诗，秋报社稷也。此先王祈报之明典也。匪直此也。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不时，于是乎禜之。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放是乎禜之。与夫法施于民者，以劳定国者，能御大灾者，能捍大患者，莫不秩祀。先王载之典礼，着之令式，岁时行之，凡以为民祈报也。周礼“龠章”“凡国祈年于田祖”，则「吹豳雅，击士鼓、以乐田畯」。尔雅注曰，畯音俊。乃先农也。于先农有祈焉，则神农后稷与世俗流传所为田父、田母，皆在所祈报可知矣。大田之诗言：“去其螟螣，用其蟊贼，无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祈之之辞也。甫田之诗言“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此报之之辞也。继而“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此又因所报而寓所祈之义也。若夫噫嘻之诗，言春夏祈谷于上帝，盖大雩、帝之乐歌也；丰年之诗，言秋冬报者，烝尝之乐歌也。其诗曰，“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然于上帝，则有祈而无报，于祖妣、有报而无祈，岂阙文哉？抑互言之耳。此祈报之大者也。

　　周礼“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小祝掌小祭祀，将事侯禳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弭灾兵，远罪疾。”举是而言，则祈报禬禳之事，先王所以媚于神而和于人，皆所以与民同吉凶之患者也。凡在祀典，乌可已耶？记礼者曰：伊耆氏之始为蜡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主先啬而祭司啬，飨农及邮表畷，禽兽，迎猫迎虎而祭之。祭坊与水庸，其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无作，草木归其泽。”由此观之，飨先啬先农而及于猫虎，祭坊水庸而及于昆虫，所以示报功之礼大小不遗也。考之月令，有所谓「祈来年于天宗」者，有所谓「祈谷实」者，有所谓「为麦祈实」者，而《春秋》有一虫兽之为灾害，一雨旸之致愆忒，则必雩，圣人特书之，以见先王勤恤民隐，无所不用其至也。夫惟如此，是以物由其道，而无夭阏疪疠，民遂其性，而无札瘥灾害，神之听之，有相之道，固如此也。后世从事于农者，类不能然。借或有一焉，亦勉强苟且而已，岂能悉循用先王之典故哉？田祖之祭，民间或多行之，不过豚蹄盂酒；春秋社祭，有司仅能举之，牲酒等物，取之临时；其为礼、盖蔑如也。水旱相仍，虫螟为败，饥馑荐臻，民卒流亡，未必不由祈报之礼废，匮神乏祀，以致然也。

　　今取其尤关于农事者言之。社稷之神，自天子至郡县，下及庶人，莫不得祭。在国曰大社、国社、王社、侯社，在官曰官社、官稷，在民曰民社。自汉以来，历代之祭，虽粗有不同，而春秋二仲之祈报，皆不废也。又育蚕者亦有祈禳报谢之礼。皇后祭先蚕，至庶人之妇，亦皆有祭。此后妃与庶人之祭，虽贵贱之仪不同，而祈报之心则一。古有有养马一节，春祭马祖，夏祭先牧，秋祭马社，冬祭马步，此马之祈谢，岁时惟谨。至于牛，最农事之所资，反阙祭礼。至于蜡祭，迎猫迎虎，岂牛之功不如猫虎哉？盖古者未有耕牛，故祭有阙典。至春秋之间，始教牛耕，后世田野开辟，谷实滋盛，皆出其力。虽知有爱重之心，而曾无爱重之实。近年耕牛疫疠，损伤甚多，亦盍禳祷祓除，祛祸祈福，以报其功力，岂为过哉？故于此篇祭马之后，以祭牛之说继之，庶不忘乎谷之所自，农之所本也。

　　按：经过比对发现，题名《曾氏农书》的这两段文字与现存《陈旉农书》中的“薅耘之宜篇”和“祈报篇”有相同之处，特别是“祈报篇”相同之处更多，于是王毓瑚推测，如果不是王书原来把“陈”字误为“曾”字的话，根据这一点可以知道，陈氏农书是有因袭本书的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