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看着市场去向吃饭的画工和画商来说，这是个亏盈难测的饭碗，他们大多不习惯以“画家”自居，画商朱耀坤对记者说，“生意没有和名声一样好起来。”整整一个上午，他没有成交一笔生意。

　　正如当地人说的，这里可不讲“老牌子”或者“面子”，正是遵循了公平自由竞争，这里的行画行业才这么繁荣。

　　香港画商黄江被誉为“大芬油画第一人”，对于油画村的今昔变迁，他了如指掌。

　　他的新世界油画公司现时偏居于村落的一角，店面及装修甚至连普通画廊都不如。黄江曾经的学生吴瑞球则明显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名下的集艺源油画制作有限公司不仅在大芬村最醒目的位置拥有着数百平方米的展示中心，更有着一处近千平米的油画库房，据说还在筹备一所残障画工培训学校。吴的愿望是，尽快建成油画生产的工业化流水线，“将一张油画切割成若干细节，每一个细节制定相应的色彩、构图标准，由多位画工依照工序次第进行”，“像做麦当劳那样，做集艺源的油画产业。”

　　构筑大芬村油画生态的还有着数以千计的画工画匠们，他们的画笔连同生活一起隐身于大芬村的画厂内外，休戚相关。

　　曾瑞平，26岁，学画十年，现在在集艺源做画工，按时上下班，月收入2000－3000元不等。问及有无自己开画廊的打算，曾说，还是给老板打工比较稳定，“那么多画廊，其实生意并不都好，靠油画轻松挣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唐子林，18岁，江西女孩，三个月前高中毕业后慕名来到大芬学画，因为读书时有过水粉画的底子，上手比较快，但老板定的规矩是，两年之后才能拿工资，现在的她每个月还必须掏出三四百的食宿费。

　　更多的熟练画工不满足于工资，而是选择自己独立门户，临时寄居在大芬村里，从画廊老板那里接定单加工。张军和女朋友租住在临街二楼的一间3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画室名为“天屋”，“天代表梦想遥无止境。”虽然每个月两个人靠加工定单只有2000多元的收入，除去生活开支，所剩无几，但创业的梦想依然支撑着这对年轻人执著地坚守着。

　　这时的大芬，更像一座围城，学画者怀揣着创业梦想趋之若鹜，而以画为业的画商们却并不都是欢笑开颜，冷暖自知。

　艺术与市场：硬币的两面

　　画家黑羊，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扎着小辫，不修边幅，跟他的画一样另类，“我会做一些高端行画，这样才能保证收入，原创画虽然很少有人问津，但我还一直画。”这天，画家在顾客的要求下不厌其烦地修改完画作后，既而又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展示着他新近的原创佳作。角色

的转换间，坦然自如。

　　而大芬村也正悄然地尝试着艺术与行画之间的角色转换，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多位原创画家定居于此，其中不乏卓有名声者，比如鲁慕迅、陆中汉以及中国油画协会会员蒋庆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马英良、韩卫华等。而他们的影响也正由画室蔓延至整个油画村。

　　大芬油画村里最醒目的口号是“艺术与市场对接、才华和财富转换”，以行画起家的大芬显然志存高远。

　　但诗人叶延滨眼中的大芬油画村现实却是这样的，“我热恋艺术，但更要生存／我需要灵感，更需要金钱／我酷爱绘画，更盼望定单。”

　　现时的大芬，以定单为线，正日益连缀出一种金字塔式的产业结构，自上而下，多以发包定单的形式逐渐下延，各个画廊彼此独立但又利益攸关。用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秘书长周小鸿的话说，90％的生意靠国外定单，国内零售还在起步，“放眼长远，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

　　因为既往形成的“低端行画集散地”的形象，高端行画往往难以卖出价格，有画商抱怨道：“开价五百元的高级临摹画，需要耗费画工十几天的工夫，却常常被顾客压价到几十元。”但行内行外的人士均承认，对比十年前，大芬村行画水平的提高毋庸置疑。

　　而原创作品，混迹在行画之中，因为价格及画风的差异，生存尤其艰难。

　　2003年，香港画家金东方也在大芬村开了一家画廊。这位曾师从林风眠、关良，把个人画展开到北京、巴黎、悉尼等地的著名女画家，在大芬村备受冷落——半年里，她的画一幅都没卖出去。但冷军的境遇似乎与之相反。这位创作型画家，在画行画的同时，坚持创作，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静物画画家，据说一幅画能拍出20多万元。

　　心向艺术的原创画家们在大芬村进进出出，大芬村需要他们的存在以提升艺术品质，但他们付不出太多的时间和代价，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愿妥协。“稻草人工作室”的陈封毕业于广州美院，他不愿意画哪怕一张行画来维持生活，“我怕画浊了我的笔。”

　　随着油画制作与销售的发展，大芬村催生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不仅带动了画笔、颜料、画布等绘画材料店、装饰店，也派生了美术培训行业；而油画之外，书法、国画、刺绣等其他艺术品种也相继进村，地处偏僻的“晋宝斋”主要经营一些高端国画，其中不乏岭南派著名画家赵少昂、林墉、赖少其的作品。

　　以“中国的达芬奇”为艺术追求的画家孙敏，初来大芬时，也一度排斥流水线般产出的低端行画，但几年艺术与市场的双重浸淫后，他寻找到了一条原创与市场之间的通衢大道，“我在画厂接定单，在工作室搞艺术，以行画养原创，两者不混淆，不干扰。”

　　在成为最满意的达芬奇之前，他选择先让自己成为最满意的行画商。

　　可视的未来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大众文化专家杨益群曾经撰文指出，“大芬村应该尽快建立起一套科学化、专业化的生产管理模式。”

　　世纪风画廊的总经理罗建华说，如何避免各自为战，恶性竞争，减少内耗，这也是个问题。村里FreeCloud画廊门口“同行勿入，请勿拍照”的牌子格外醒目，许多画廊拒绝拍照已成了潜在的“行规”，防的不是记者，而是同行。

　　这些重任大多落在了即将诞生的大芬美术产业协会身上。村镇集体、画商个人纷纷解囊相助，协会前期的经费已经充裕，“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不担心会费。”一位协会会员说。

　　令人焦急的是，如何尽快地使协会进入角色，担当重任。许多事务已经第一时间内提上了协会的议事日程。下个月，广州艺博会即将开幕，村里在政府的帮助下拿到了15个展位，但明显不能满足所有画商的要求，协会必须从中协调，“大家都想着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形象。”“艺海”画廊的老板贺克说，他幸运地取得了一个展位，这天下午，他追着村干部和会长，商讨着怎么统一摊位形象，突出大芬油画品牌的事情。

　　文博会后的扬名，大芬村的村干部洪碧伦颇有“猝不及防”的感觉，村组织并不愿意太多干涉市场事务，主张协会自治、自律，自谋发展，但尚在襁褓中的行业协会的成熟显然还需时日。

　　半个月前刚刚揭牌的文化部“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使得油画村的未来，已不仅仅关乎大芬。在规划里，大芬艺术博物馆已经在构想中，电视剧《大芬村》也已筹拍，大芬村的未来已经隐隐若现。而油画艺术对于大芬村的影响，在另一个方面也展示出来：村民们注意下一代的培养，几乎每家每户都购买了钢琴、电脑，有的还给孩子设置了专门的画室。“每天耳濡目染，怎能不受影响呢？”一位村干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