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市场：硬币的两面

　　画家黑羊，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扎着小辫，不修边幅，跟他的画一样另类，“我会做一些高端行画，这样才能保证收入，原创画虽然很少有人问津，但我还一直画。”这天，画家在顾客的要求下不厌其烦地修改完画作后，既而又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展示着他新近的原创佳作。角色

的转换间，坦然自如。

　　而大芬村也正悄然地尝试着艺术与行画之间的角色转换，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多位原创画家定居于此，其中不乏卓有名声者，比如鲁慕迅、陆中汉以及中国油画协会会员蒋庆北、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马英良、韩卫华等。而他们的影响也正由画室蔓延至整个油画村。

　　大芬油画村里最醒目的口号是“艺术与市场对接、才华和财富转换”，以行画起家的大芬显然志存高远。

　　但诗人叶延滨眼中的大芬油画村现实却是这样的，“我热恋艺术，但更要生存／我需要灵感，更需要金钱／我酷爱绘画，更盼望定单。”

　　现时的大芬，以定单为线，正日益连缀出一种金字塔式的产业结构，自上而下，多以发包定单的形式逐渐下延，各个画廊彼此独立但又利益攸关。用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秘书长周小鸿的话说，90％的生意靠国外定单，国内零售还在起步，“放眼长远，这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产业结构。”

　　因为既往形成的“低端行画集散地”的形象，高端行画往往难以卖出价格，有画商抱怨道：“开价五百元的高级临摹画，需要耗费画工十几天的工夫，却常常被顾客压价到几十元。”但行内行外的人士均承认，对比十年前，大芬村行画水平的提高毋庸置疑。

　　而原创作品，混迹在行画之中，因为价格及画风的差异，生存尤其艰难。

　　2003年，香港画家金东方也在大芬村开了一家画廊。这位曾师从林风眠、关良，把个人画展开到北京、巴黎、悉尼等地的著名女画家，在大芬村备受冷落——半年里，她的画一幅都没卖出去。但冷军的境遇似乎与之相反。这位创作型画家，在画行画的同时，坚持创作，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静物画画家，据说一幅画能拍出20多万元。

　　心向艺术的原创画家们在大芬村进进出出，大芬村需要他们的存在以提升艺术品质，但他们付不出太多的时间和代价，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愿妥协。“稻草人工作室”的陈封毕业于广州美院，他不愿意画哪怕一张行画来维持生活，“我怕画浊了我的笔。”

　　随着油画制作与销售的发展，大芬村催生了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不仅带动了画笔、颜料、画布等绘画材料店、装饰店，也派生了美术培训行业；而油画之外，书法、国画、刺绣等其他艺术品种也相继进村，地处偏僻的“晋宝斋”主要经营一些高端国画，其中不乏岭南派著名画家赵少昂、林墉、赖少其的作品。

　　以“中国的达芬奇”为艺术追求的画家孙敏，初来大芬时，也一度排斥流水线般产出的低端行画，但几年艺术与市场的双重浸淫后，他寻找到了一条原创与市场之间的通衢大道，“我在画厂接定单，在工作室搞艺术，以行画养原创，两者不混淆，不干扰。”

　　在成为最满意的达芬奇之前，他选择先让自己成为最满意的行画商。

　　可视的未来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大众文化专家杨益群曾经撰文指出，“大芬村应该尽快建立起一套科学化、专业化的生产管理模式。”

　　世纪风画廊的总经理罗建华说，如何避免各自为战，恶性竞争，减少内耗，这也是个问题。村里FreeCloud画廊门口“同行勿入，请勿拍照”的牌子格外醒目，许多画廊拒绝拍照已成了潜在的“行规”，防的不是记者，而是同行。

　　这些重任大多落在了即将诞生的大芬美术产业协会身上。村镇集体、画商个人纷纷解囊相助，协会前期的经费已经充裕，“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不担心会费。”一位协会会员说。

　　令人焦急的是，如何尽快地使协会进入角色，担当重任。许多事务已经第一时间内提上了协会的议事日程。下个月，广州艺博会即将开幕，村里在政府的帮助下拿到了15个展位，但明显不能满足所有画商的要求，协会必须从中协调，“大家都想着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形象。”“艺海”画廊的老板贺克说，他幸运地取得了一个展位，这天下午，他追着村干部和会长，商讨着怎么统一摊位形象，突出大芬油画品牌的事情。

　　文博会后的扬名，大芬村的村干部洪碧伦颇有“猝不及防”的感觉，村组织并不愿意太多干涉市场事务，主张协会自治、自律，自谋发展，但尚在襁褓中的行业协会的成熟显然还需时日。

　　半个月前刚刚揭牌的文化部“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使得油画村的未来，已不仅仅关乎大芬。在规划里，大芬艺术博物馆已经在构想中，电视剧《大芬村》也已筹拍，大芬村的未来已经隐隐若现。而油画艺术对于大芬村的影响，在另一个方面也展示出来：村民们注意下一代的培养，几乎每家每户都购买了钢琴、电脑，有的还给孩子设置了专门的画室。“每天耳濡目染，怎能不受影响呢？”一位村干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