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该书，胡风夫人梅志在《书香余韵》一文中曾动情地回忆道：……我们全家在枪林弹雨中离开上海，只带了些必需的东西，即使这样还是装了一藤包的书，从武汉到重庆，又到香港。回到重庆时，留在亲戚家的书还在，只是（在重庆）交给周恩来同志的２０来本日文的有关马列主义论艺术方面的书，他没再提起，胡风也不好问。后来胡风看到周扬在延安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当为本书的误记——笔者注），说道：“这里摘用了我的存书，这很好。这２０本书总算派上用场了。”这一点笔者从周扬所撰《后记》中亦可看出，该书有些篇章确系根据日文转译。

在延安当时的翻译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所需资料和工具书都相当缺乏，物资供应亦十分匮乏。然而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倡导下，全党各级领导干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学习马列主义热情不减并蔚然成风。因此有些译稿未排印前即被中央领导同志抽去看了，现如今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中就有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而且是毛泽东同志使用并亲笔签名的。２００１年出版的《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扉页图片中就有这本毛泽东签名并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其珍罕程度可见一斑。

笔者淘到此书时，它最外边套上了一个印有１９７２年编号邮票的《人民画报》纸，内里封面、转底、目录、页码均不缺，惟一缺憾之处在于封面的“周扬编校”四字被原持有者小心翼翼地用钢笔涂抹掉了，连《后记》中的“周扬”二字亦未能幸免，不过这种涂抹却真实记录了历史——众所周知，“文革”期间中国文艺界最大的“黑线人物”则非周扬莫属。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下，原收藏者又极不情愿毁掉此书，于是只得违心作这样的变通。

“书是有命运的”，我相信。如此不平凡的遭际，我又岂能不倍加珍爱！？或许缘于这一点，数年前它得之于北京，今值建党纪念日之际笔者又用文字真实将它记录下来“还于”京城，未尝不是件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