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归队，就是继续搞他的高技术——因为杨先生毕业于河南省工业职业学校，学的是化工科，与陶瓷密切相关。

　　“与东德、保加利亚、波兰等搞陶瓷合作，我主要搞的就是窑炉；搞完后，从技术职称方面而言，景德镇乃至江西省第一个热工工程师，就是我了。”

　　杨先生说，“当然，我还担任着江西省景德镇市轻工部陶瓷研究所技术室主任兼书记、实验工厂厂长、窑炉组组长等；那时，瓷画著名的‘珠山八友’，如刘雨岑等，都在艺术室。”接着，国家指令，要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景德镇古代精细瓷器。

　　这样的任务，在景德镇是搞不了的。

　　杨文宪领着4个人到了上海，代表江西陶瓷组参与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研究。其时，周仁为该所所长，此外还有严东生、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等，他们都是学部委员(院士)级的，是当时中国顶级的陶瓷、材料专家。

　　搞完后，出了一个报告。其中，在周仁所长的支持下，杨文宪撰写了《平焰柴窑的工艺分析与热工研究》(后收入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硅酸盐研究工作报告会论文选集》)。

　　“那时，我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都是顶级科学家，不敢在大会上作报告。周仁所长对我说：你别怕，有我支持呢！”

　　这样的报告，等于以科学的方法揭开景德镇千年陶瓷的秘密。“老板愿意吗？把庄(烧窑工)愿意吗？”杨先生说，“我把每个杯子的重量都称了，难得很，就是要把一切都数字化。那时，没有景德镇市委书记的鼎力支持，根本就不可能进行。”

　　研究，当然不是目的。

　　这次研究甫一结束，“国瓷工程”任务就下了下来——为国家宴会、大使馆生产“国家陶瓷”。生产“国瓷”，中试车间就设在江西省景德镇市轻工部陶瓷研究所，作为技术室主任兼书记、实验工厂厂长、窑炉组组长等，杨文宪的作为，自不待言。

　　“‘国瓷’都是实验工厂烧的，都得我过手呀！”杨先生说，“‘国瓷’结束，‘毛瓷’来了。”

　　“毛瓷”茶杯，毛泽东画样

　　“1960年，中央下给所里的任务，就是‘毛主席用瓷’。”杨先生说，“因此，现在说‘毛瓷’要比说‘红色官窑’什么的，更恰如其分。”

　　“毛瓷”烧了杯、壶、盘、碟等茶具、餐具——“毛泽东亲自画草样的只有茶杯，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两只茶杯，大样出自毛主席。当然，我们也作了推敲，进行过小的局部更改。”杨先生指着自己的两只茶杯说。

　　将“毛瓷”茶杯与其他类型相若的茶杯放在一起，其“精气神”一下子就把其他茶杯比得再也找不着北了。

　　“毛瓷”茶杯是“毛瓷”的经典造型——“造型上，只要稍微动一点儿，就会出问题；胎与釉，自然也是最好的；松柴烧制，不但套有匣钵，而且匣钵内还要套上个无釉瓷胎，以免污染瓷器；瓷画画的是‘水点桃花’等，几乎全出自刘雨岑之手；‘水点’画瓷是刘先生的创新之作，当然也是他的拿手好戏；都是手工拉坯，杜绝机械化操作；采取内支烧，瓷器表面不留痕迹，底部不会刺伤台面。”杨先生说，“‘水点桃花’开在洁白的陶瓷上，活灵活现；胎体通灵剔透，不是和田玉，胜似和田玉。”

　　一窑烧10万件，只选三五件；有个黑点都不行，都要毁掉。“‘国瓷’与‘毛瓷’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这就是面对烧成瓷器，千里挑一还是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的问题。”杨先生说。

　　当然，还有谁拉坯、谁画画、谁烧窑的问题；当然还有原材料的问题，伟人用瓷乃至伟人“画样”问题，名家作品、非名

家作品问题等。

　　“因为在1960年代初，还没有军管等问题，制瓷环境还是比较自由的。不能说没有师傅偷拿过，但不会很多；至于我，就是‘毛瓷’，也是相中哪件就留哪件；我负责烧窑，不能不让我留样吧？那时尊重科学实验，要留样，是谁也不能插嘴的。”

　　杨先生说，“不是吹牛，送给毛主席的，倒也不见得就比我留下的好。你看我这茶杯，一点儿杂质都没有，这叫万里无云呀！1975年，我回郑州的时候还有十多件，有的让孩子把顶(茶杯盖)撞掉了，有的把把手撞掉了，有的还送了朋友，现在我就只有这一对茶杯了。”

　　杨先生还存有一套“毛瓷”九头茶具(一壶四杯四碟)，那是1975年他调回郑州之前烧制的。“要走了，朋友非要做个纪念。”杨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