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自己的“毛瓷”与毛主席的“毛瓷”是一样的，而说自己的“毛瓷”比毛主席的“毛瓷”还“毛瓷”——杨文宪先生，是否已经彻底“神经”？

　 杨先生今年80岁，家在郑州北郊，也就是柳林镇高皇寨村。

　 　郑州北郊而已，高皇寨村而已；不是北京，不是中南海——如此这般，他的“毛瓷”，真能比毛主席的“毛瓷”还“毛瓷”？

　　泰山不是垒的，火车不是推的——要解开这个谜，必须回望先生的一生。

　　空军转业，分到景德镇

　　1930年1月16日，杨文宪生在柳林镇高皇寨村。

　　“八代单传，到我这儿，还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爷爷有100多亩地，到了老爹，只有28亩地，四五个院子。家里8口人，一群寡妇，老爹在郑州东河(北下街)给一个木材场的老板赶马车维持生计。要说土地不多，土改时，定的却是地主。”

　　杨先生说，“我读过私塾、小学，小学毕业，上了郑县县立中学(今郑州三中)；中学毕业，考上了河南省工业职业学校化工科(系)，校址在今郑州塔湾、市第三人民医院附近。”

　　学校是国民政府办的，公费，管吃，校长是于右任的女婿方文龙；教材都是大学的，老师都是名师，后来学校解散，老师都去了南开、河大等名校。

　　1948年，学校每人发了20块大洋，还有金圆券，开始南迁；走到郑州东郊，晚上住下，杨先生半夜沿着贾鲁河走了回来。“家里还有父亲，心里就是不想走。”杨先生说，“回家第3天，学校又动员复课。”

　　1950年，解放军招特种兵、航空兵。“学校1000多人，选出4人。我的身体条件特棒，被选上了。”杨先生说，“当了航空兵，多令人羡慕呀！但是说实话，我不大愿意，家里八代单传，就一个男孩，当兵总是不好的吧！”

　　杨先生所在部队叫“嵩山部队”，也叫空军24师，中央空军与地方部队双重领导。起先在开封，后迁到郑州空军机场，也就是现在的郑东新区。

　　“那时，我还是文工团团长，陈再道将军的夫人是指导员，每个礼拜，都要组织两次舞会，都是我组织的。文工团里都是大学生，我一个小伙子，给老同志没少当红娘。”

　　“1952年，部队换防，到了江西南昌的向塘。建营房之前，大伙儿铺张席子，就睡在田地里。结果，这让我患上了关节炎，自然不能再飞那米格-15了。”杨先生回忆。

　　1954年，不到25岁的杨先生只好转业，到了中国瓷都景德镇。

　　杨先生被分配到景德镇建筑公司，负责预算；搞了几个月，1954年8月1日，景德镇要搞陶瓷研究所，他被调去当人事保卫股股长。

　　国瓷工程，承古开新章　　

　　在人事保卫股，杨文宪与所长张凤歧一起深入农村，将身怀技艺的老窑工、老艺人请到所里。淘宝特卖频道瘦腰晚霜排行榜睫毛膏控油产品哪个好补水什么瘦腹好

　　张凤歧是南下干部，不但是该所所长，还兼任市委秘书长、工业部长、粮食局局长、陶

瓷美术委员会主任等。当时，那些老窑工都失业在家，不再从事陶瓷事务。

　　接着，要搞中德(东德)陶瓷合作、中保(保加利亚)陶瓷合作等。“那时缺少有文化的人，职校毕业都是很宝贵的。”杨先生说，“市委书记赵渊找我谈话，说搞什么人保呀，你给我归队。”

　　所谓归队，就是继续搞他的高技术——因为杨先生毕业于河南省工业职业学校，学的是化工科，与陶瓷密切相关。

　　“与东德、保加利亚、波兰等搞陶瓷合作，我主要搞的就是窑炉；搞完后，从技术职称方面而言，景德镇乃至江西省第一个热工工程师，就是我了。”

　　杨先生说，“当然，我还担任着江西省景德镇市轻工部陶瓷研究所技术室主任兼书记、实验工厂厂长、窑炉组组长等；那时，瓷画著名的‘珠山八友’，如刘雨岑等，都在艺术室。”接着，国家指令，要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景德镇古代精细瓷器。

　　这样的任务，在景德镇是搞不了的。

　　杨文宪领着4个人到了上海，代表江西陶瓷组参与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的研究。其时，周仁为该所所长，此外还有严东生、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等，他们都是学部委员(院士)级的，是当时中国顶级的陶瓷、材料专家。

　　搞完后，出了一个报告。其中，在周仁所长的支持下，杨文宪撰写了《平焰柴窑的工艺分析与热工研究》(后收入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硅酸盐研究工作报告会论文选集》)。

　　“那时，我还是20多岁的小伙子，都是顶级科学家，不敢在大会上作报告。周仁所长对我说：你别怕，有我支持呢！”

　　这样的报告，等于以科学的方法揭开景德镇千年陶瓷的秘密。“老板愿意吗？把庄(烧窑工)愿意吗？”杨先生说，“我把每个杯子的重量都称了，难得很，就是要把一切都数字化。那时，没有景德镇市委书记的鼎力支持，根本就不可能进行。”

　　研究，当然不是目的。

　　这次研究甫一结束，“国瓷工程”任务就下了下来——为国家宴会、大使馆生产“国家陶瓷”。生产“国瓷”，中试车间就设在江西省景德镇市轻工部陶瓷研究所，作为技术室主任兼书记、实验工厂厂长、窑炉组组长等，杨文宪的作为，自不待言。

　　“‘国瓷’都是实验工厂烧的，都得我过手呀！”杨先生说，“‘国瓷’结束，‘毛瓷’来了。”

　　“毛瓷”茶杯，毛泽东画样

　　“1960年，中央下给所里的任务，就是‘毛主席用瓷’。”杨先生说，“因此，现在说‘毛瓷’要比说‘红色官窑’什么的，更恰如其分。”

　　“毛瓷”烧了杯、壶、盘、碟等茶具、餐具——“毛泽东亲自画草样的只有茶杯，也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两只茶杯，大样出自毛主席。当然，我们也作了推敲，进行过小的局部更改。”杨先生指着自己的两只茶杯说。

　　将“毛瓷”茶杯与其他类型相若的茶杯放在一起，其“精气神”一下子就把其他茶杯比得再也找不着北了。

　　“毛瓷”茶杯是“毛瓷”的经典造型——“造型上，只要稍微动一点儿，就会出问题；胎与釉，自然也是最好的；松柴烧制，不但套有匣钵，而且匣钵内还要套上个无釉瓷胎，以免污染瓷器；瓷画画的是‘水点桃花’等，几乎全出自刘雨岑之手；‘水点’画瓷是刘先生的创新之作，当然也是他的拿手好戏；都是手工拉坯，杜绝机械化操作；采取内支烧，瓷器表面不留痕迹，底部不会刺伤台面。”杨先生说，“‘水点桃花’开在洁白的陶瓷上，活灵活现；胎体通灵剔透，不是和田玉，胜似和田玉。”

　　一窑烧10万件，只选三五件；有个黑点都不行，都要毁掉。“‘国瓷’与‘毛瓷’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这就是面对烧成瓷器，千里挑一还是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的问题。”杨先生说。

　　当然，还有谁拉坯、谁画画、谁烧窑的问题；当然还有原材料的问题，伟人用瓷乃至伟人“画样”问题，名家作品、非名

家作品问题等。

　　“因为在1960年代初，还没有军管等问题，制瓷环境还是比较自由的。不能说没有师傅偷拿过，但不会很多；至于我，就是‘毛瓷’，也是相中哪件就留哪件；我负责烧窑，不能不让我留样吧？那时尊重科学实验，要留样，是谁也不能插嘴的。”

　　杨先生说，“不是吹牛，送给毛主席的，倒也不见得就比我留下的好。你看我这茶杯，一点儿杂质都没有，这叫万里无云呀！1975年，我回郑州的时候还有十多件，有的让孩子把顶(茶杯盖)撞掉了，有的把把手撞掉了，有的还送了朋友，现在我就只有这一对茶杯了。”

　　杨先生还存有一套“毛瓷”九头茶具(一壶四杯四碟)，那是1975年他调回郑州之前烧制的。“要走了，朋友非要做个纪念。”杨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