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的建议
发布时间 2014-07-12 浏览 50112 次
和石刻以后所改。若仅有石刻,如符存审家族石刻多作姓苻,文献也偶有旁证,但史文以符为主,绝不当改。唐代张九龄,史书称其得年六十八,韶关出土墓志则作年六十三,虽然可以确认墓志正确,也不能据以改动史文。至于是否出校,也应慎重斟酌决定。因为如果张九龄年龄出校记,其他涉及到所有人物的字里、先世、科第、仕历、生卒方面的问题,可以据石刻文献考订的内容太多,可以说不胜纠订。石刻和出土文献订正史书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可以另作专书汇集有关的成果,但不必都在整理本中表达。

七、关于今人考订意见的吸收

历代研究、补充各史的专著,已经结集为《二十五史补编》和《三编》,利用较便利。今人的考订,除了结集为专书的《南齐书校议》、《宋书校议》、《<旧唐书>辨证》等外,大多为各类论文或札记,散在各类书籍刊物中,好在今人已经编有多种目录,搜集不难,困难的是如何吸取和利用有关的成果。就我所知,各类订正文章中,进行版本校而指出校点本失误漏校的有一些,但数量不太多。在制度、语言、人事、时间等方面,因为近年研究的普遍深入精致,得以纠订校点本一些文本失察或标点错失的例子,占一定比例。而最大宗的部分,则是利用各史之间的比读分析、利用同一书纪、传、志之间的本证,利用对于史书所据较早文献或同源文献,利用出土文献,以及其他手段所作的研究。这些考订虽然指出了史书的愆失,但绝不能因此而据以改动史文。即使同一史书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改动与否也应该作仔细的斟酌。

同时,我认为,1958年整理方案提出的新做集注本的设想,是很有学术前瞻眼光的计划,可惜当时没有实行,今后应该考虑予以实施。而集注的体例也应该包含如前三史的诠释文本的集注和裴注《三国志》偏重于补充和纠订史实的做法。清代学者作过南北史和两《唐书》合钞互注的工作,虽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是全无意义。现代学术研究则希望对于正史的文本来源或原始文献,有更具体的反映,对于后出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可以纠订史实的内容,有集中的表达。历代研究史籍的读书札记和现代学者的考订论文数量极其巨大,除了少数专家,一般读者和研究人员,很难充分利用这些成果。以唐代来说,《旧唐书》是根据唐代的国史、实录改写而成,这些国史、实录虽然原书留存的只有韩愈《顺宗实录》五卷,但其原文被《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大量引用,宋编《新唐书》、《资治通鉴》又曾从不同角度利用过这些文献。如果能够利用这些文献,以两《唐书》为基本框架,以求部分恢复唐国史或实录的面貌,并将两《唐书》在记载具体史事和人物时,与这些同源文献的差异和变化反映出来,并将唐人文集、笔记、碑志、敦煌遗书等文献中,确实可以补充和纠正史实的部分表达出来,对于唐代文史研究来说,肯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此外,《清史稿》采取以关外二次本为底本,同时将关外一次本和关内本的不同篇目和内容均予附注,是古籍整理一本而兼具数本的善例。就此而言,如果有人将《后汉纪》、《东观汉纪》和已经亡佚的八家《后汉书》残文用来附注范书,以十八家《晋书》佚文来附注《晋书》,以追溯今本的来源和记载的分歧,也还有一定意义。当然,这些都不是现在的修订必须完成的工作,如果有人愿意做类似著作,对于修订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八、关于校勘和校勘记

校勘的基础是参校本的选择。参校本应该做认真的调查后确定,凡具备代表性的应该都能用到。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录古钞本十四种、古本校记二十七种、历代版本二十七种、考订著作十种,参校之丰富,可称博洽,短期内无法达到。但就《史记》来说,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杭州刊本(其中120卷为覆北宋本)、上海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两淮江东转运司本、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北宋末南宋初刊本(其中十五卷另配,此本老子居列传第一,足以反映唐代改编本的面貌)等,都应该入校。《史记》三家注是南宋人的汇编本,现存宋刊裴骃《史记集解》宋刊本颇多,《史记集解》和司马贞《史记索隐》二家注本也有宋本留存,《史记索隐》单刊本也有存,也应该选择入校。此外,唐前各史应该通校《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及其以前各类书、《群书治要》一类丛钞、《通典》一类政书,因此类著作都能保存相当多宋初以前古本的面貌。

传统古籍校勘方法有底本式和定本式两种。底本式只写明他本的不同文字,底本一概不动;定本式则遇底本有误,可以据校本改动底本,但应该出校勘记说明改动的依据。传统学者认为文本的每一处改动,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因此凡有差异,包括字形的不同,也逐一出校,这当然太琐碎了。但现在一些整理本采用会校各本,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的办法,虽然简明,但各本有哪些差别,是否作了认真的对校,择善而从的标准又是什么,因为没有交待,读者无法了解。校点本中的《史记》,估计是为争取在1959年10月国庆十周年前出书的缘故,即采用了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的方法,尽管可以确信当时做过认真的会校工作,因为没有交待,读者总感到遗憾。以后诸史没有延续这一体例,但各史校勘记的繁简程度颇不一致。如《后汉书》某些卷次校记多达一二百条,而《新五代史》半数卷次一条校记也没有,除了各史错讹情况有所不同外,在尺度掌握的分寸上,显然有较大的差异。就我所知,《旧唐书》在实际整理时,曾仔细校过各种版本,并与《通典》、《新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中的相关部分作过核实,有较详细的记录稿。校勘记的最初文本,也比最后的写定本要详细得多。但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严格要求校勘记不要太烦,尽可能地删繁就简,因而形成现在的面貌。《出版说明》称参校了五种文本,并称:“点校中文字不主一本,择善而从。凡是根据以上几种版本改正文字的,一律不出校记。”各本面貌如何,作了哪些改动,这就不免引起非议。清代以来底本式校勘凡遇同一字而字形稍有差异者,一律出校,当然过于繁琐,不足取则。但过于简单,浪费了校勘的成果,也不利于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因此,修订本在文本校勘上应该严格要求,参校的版本应该留下完整的校勘记录,对于最后出版的校勘记,取舍也应有具体细致的规定。

九、关于标点

二十四史的新式标点具有典范意义,体例也具体精密。我只想补充一点。史传在连续叙事时,前句的时间记录不一定包括下句的纪事。标点本多注意从语意上断句,连续叙事时中间多用逗号。我以为凡是语意可以停顿,前后所叙为两事时,应该尽量多用句号以作区隔。

十、建议同时修订《资治通鉴》校点本

顺便说到,中华本《资治通鉴》整理在二十四史以前,其整理体例对后来二十四史整理影响很大,但其基本方法则是采取底本式的整理,即以清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为底本,校本则主要参据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于各宋本的异文和增出文字,仅出校记,一律不改底本。因此这个版本的正文,还不能完全反映原本的面貌。在二十四史修订的同时,对于《资治通鉴》也应作适当的修订。建议正文可以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绍兴二年余姚刊足本为底本,参校章钰的校记;《考异》则可以用《四部丛刊》影宋本重录,并且与胡注在字体上有所区别。胡注的修订则可以基本保持原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m.368tea.com
相关主题
茶网大全 | 茶叶论坛 | 茶叶问答
收藏文化 | 香道文化 | 沉香文化
健康问答 | 健康频道 | 茶叶导航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