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决定性的作用，是一种“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也就是说，长时段是结构，是历史中的不变或难以变化的因素。惟其如此，人类也就很难突破它的限制。隶属于长时段的因素包括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思想模式及文化形态等。中时段可以是10年、20年，也可以是50年，它代表了“局势”，包括价格波动、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等。短时段则是事件，是指“报纸以及按照年代记述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如果说长时段涉及的是物质生活，中时段囊括的是经济活动，那么短时段更多的就是政治活动了。在这三个时段中，布罗代尔尤其看重长时段，这也是他的革新处所在。他笔下的16世纪地中海的历史不再是西班牙与土耳其互争雄长，而是山脉、高原、平原、丘陵的历史，是大海本身的历史，是气候与季节的历史。地中海成为传主，人仿佛才是背景。然而，他并未完全剥商人——在完成了长时段的观察后，布罗代尔转入了对由距离、人口、交易会、远程贸易、货币、价格、运输、帝国、社会和文明等等所构成的经济的研究论述。他称其为“集体的命运和总的趋势”。最后，回归到了传统史学关注的“事件、政治和人”，回归到了勒班陀战役以及菲利普二世的外交政策。而这最后一部分才是他最初的出发点。《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叙事结构，完全符合长时段的理论，并由此引出了总体史的布局。)晚年的著作《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的第一部分就是“空间与历史”，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空间并不应该只是一种大背景或大舞台，在最初的叙述结束后便烟消云散，它应该像空气一样渗透或弥漫在历史、文化和社会之中，”年鉴学派提出的著名的“长时段”之说，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地域的地理气候及生态环境对绘画的影响上文已有涉及，社会组织及思想传统是属于地域的人文环境的范围，它对绘画史发展同样起着作用，布罗代尔认为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

　　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指出“从地域学角度研究文艺的情况和变化，既可分析其静态，也可考察其动态。这样，文艺活动的社会现象就仿佛是名副其名的一个场，……作品后面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地域概括了这个群的活动场。”金先生所说的“群的活动场”实际上就属于地域的人文环境，而且，社会心理学也提出一种“从众现象”，是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集团规范或多数人的意见为准则，并作为社会判断，它可以促使人改变自身的思想态度，在思想上和行为上追随众人。从众现象的特点是：人们对集团压力的服从性，和服从的盲目性以及服从的去个性性。看来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力量是巨大的。在中国古代，交通闭塞，能够得到的信息量相对来说较少，所以固定在一个地域的人们会更容易“从众”，地域人文因素对他们的作用，较现代来讲要大得多。而中国古代画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他离不开自己生活的空间，这个生活环境既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他也会受生活在他周围的人的影响，所以对古代画家之间的交谊、师承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更逼近中国古代绘画发展的真实场景，因为“个体的审美趣味，总是以一种个人方式折射出一定的社会群体（民族、阶级、阶层、集团等）的意识。这就是说，社会的每个个体由对自己的特定的人际关系的归属和认同来结构不同的文化圈，这种文化圈对个体的审美活动有着深刻的影响。”

　　还有，陈独秀曾指出: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制度，是中国文化类型形成的重要原因。他说：“忠孝、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陈氏在这里企图从社会内部寻求造就中国文化诸特征的原因，并大略揭示了中华文化的道德型(或曰伦理型)特质，”在宗法制度下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就更容易接受同一地域中精英份子的观念，所以，地域望族的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研究地域的人文因素对中国古代美术的影响，地域望族的作用也要有所考虑。

　　同时，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下的社会心理还表现为对传统的极端尊重。”建立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在文化等较高层次上得以实现，在文学上“文必西汉，诗必盛唐”，至于艺术流派和手工业行帮更讲究“家法”、“师法”，把“无一笔无来路”视为艺术和技能的极致，师承家学在绘画方面很重要，例如王穉登道:“又如思训之子昭道，元章之子友仁，文进之子宗渊，文敏之甥叔明，李成、郭熙之子若孙，皆精品，信画之渊源有自哉！”又有唐志契道“凡画入门必须名家指点，令理路大通，然后不妨各成一家，甚而青出于蓝未可知者。若非名家指点，须不惜重资，大积古今名画，朝夕探求，下笔乃能精妙过人。苟仅师庸流笔法，笔下定是庸俗，终不能超迈矣。昔关全从荆浩而全胜之，李龙眠集顾、陆、张、吴而自辟户庭，巨然师董源，子瞻师与可，衡山师石田，道复师衡山。”“这种尊重传统的积极作用就是强化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延续力，”在重传统、讲师承的文化背景下，对前辈传统的修正与继承几乎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对前人的继承也脱离不开一个地域的人文环境，在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的环境中，师承关系可能也具有地域性特色——他们是亲族关系或者能保证在同一地区共处一段时间，同时，中国古代擅长丹青者多为文人，诗书画印样样精通，这多少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而古代文人接受教育势必不能离开一个地域的人文环境。

　　

　　五、存在的问题

　　

　　现在似乎出现一股“地域”（或区域）热 ，象区域经济学等学科可以算是“显学”了，人文学科和地域相联系，一方面，会让这些学科的研究者感到这种结合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因为无论从抽象的层面还是从个案研究上都可以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资料;但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与主观观点不同的反证，所以，会造成研究视角的混乱，是有一定难度和局限性。即使在理论上对选题方向进行了假定，但实际操作起来依然困难重重，目前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地域性研究还缺乏直接可以依据的现成材料，在国内包括海外很多著作也肯定了地域因素对中国古代绘画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并且也有一些真知灼见，这些都是本文需要向学界学习的，但大多数著作的重点在其他的研究方向，对于地域问题研究往往只是浮光掠影，没有把要说明的有关的绘画地域问题系统化。这样看来，由于缺乏地域问题学术上的标准器，多少会预设了绘画地域性研究上的一些不足。

　　而且“我们往往会因应自己研究的需要，进行临时性和分析性的地域划分，在处理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面，客观参数较多，诸如行政、税收和军事的管辖范围，商品（特别是实行分区专卖的盐）和货币流通的范围等等。”然而，在处理文化现象方面，却缺乏客观的参数或数字统计。而具体对中外美术史来讲，某一地域空间环境在某一阶段对绘画的发展起了主导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地域”这一概念对美术史研究者来说把握起来确实有难度，地域的划分问题很模糊，艺术上尤其细化到绘画方面的地域的划分往往不如行政上的地域划分界限清楚。

　　绘画地域性研究还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在作出地域空间划分后，便不得不牺牲了时间的因素，因为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地域特色有时在短时段内并不鲜明，所以只好大手笔地让空间把时间凝固，但舍去时间段的研究就有可能舍去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切入点，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