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的妙趣；最后还介绍说：“石有大小，其数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阴。曰：‘牛氏石甲之上，乙之中，丙之下’……等。在白居易眼里，牛僧孺实为唐代第一藏石、赏石大家。宋代(十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末)是中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鼎盛时代，北宋徽宗皇帝举“花石纲”，成为全国最大的藏石家。由于皇帝的倡导，达官贵族、绅商士子争相效尤。于是朝野上下，搜求奇石以供赏玩，一度成为宋代国人的时尚。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如米带(字元漳)、苏轼(号东坡)等赏石大家，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舜钦等文坛、政界名流都成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收藏、品评、欣赏奇石的积极参与者。宋代赏石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许多赏石专著，如杜绍(字季阳)的《云林石谱》、范成大的《太湖石志》、常懋的《宣和石谱》、渔阳公的《渔阳石谱》等。其中仅《云林石谱》便记载石品有 116种之多，并各具生产之地、采取之法，又详其形状、色泽而品评优劣，对后世影响最大。又据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怪石辨》载：“怪石小而起峰，多有岩岫耸秀、嵌之状，可登几案观玩。”足见当时以”怪石”作为文房清供之风已相当普遍了。

　　以书画两绝而闻名于世的北宋米带(字元肆)是11世纪中叶中国最有名的藏石、赏石大家。他不仅因爱石成癖，对石下拜而被国人称为“米癫”，而且在相石方面，还创立了一套理论原则，即长期为后世所沿用的“瘦、透、漏、皱”四字诀。其实当时癖石者甚众，米带只是其中之一罢了，“爱石而癖”绝非米氏所独钟者。据文献载：“米尝守涟水，地接灵壁，蓄石甚富，一一加以美名，入室终日不出。”当时有位监察使叫杨杰的，“知米好石废事，往正其癖”。但正当他老先生振振有词地教训米带时，“米径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状嵌空玲珑，峰峦洞穴皆具，色极清润。米举石宛转翻复以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左袖。又出一石，叠峰层峦，奇巧更胜，杨亦不顾，又纳之左袖。最后又出一石，尽天画神楼之巧；又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得径登车去。”这个故事十分生动有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米家奇石多小巧玲咙、富于山水画意的天然特色，和当时上层社会爱石、藏石的浓厚风气。

　　元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均处低潮，赏石雅事当然也不例外。大书画家赵孟 (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是当时赏石名家之一，曾与道士张秋泉真人善，对张所藏“水岱研山”一石十分倾倒。面对“千岩万壑来几上，中有绝涧横天河”的一拳奇石，他感叹“人间奇物不易得，一见大呼争摩娑。米公平生好奇者，大书深刻无差讹。”这一时期，在赏石理论上无大建树。

　　明清两朝(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是中国古代赏石文化从恢复到大发展的全盛时期。在这数百年间，中国古典园林从实践到理论都已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明代著名造园大师计成(字无否)的开山专著《园冶》；明天年间王象晋的《群芳谱》；明李渔的《闲情偶记》；明文震亨的《长物志》等相继问世。他们对园林堆山叠石的原则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长物志》)之说，至今仍是‘小中见大’的典范。明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论异石论》，张应文的《清秘藏论异石》，尤其是万历年间林有麟图文并茂、长达四卷的专著《素园石谱》等，更是明代赏石理论与实践高度而全面的概括。林有麟。不仅在《素园石谱》中绘图详细介绍了他“目所到即图之”、且“小巧足供娱玩”的奇石一百一十二品；还进一步提出：“石尤近于掸”、“芜尔不言，一洗人间肉飞丝雨境界”，从而把赏石意境从以自然景观缩影和直观形象美为主的高度，提升到了具有人生哲理、内涵更为丰富的哲学高度。这是中国古代赏石理论的一次飞跃。清沈心(乾隆年间人，自号“孤石翁”)的价怪石录》，陈元龙的《格致镜原》，胡朴安的《奇石记》，梁九图的《谈石》，宋的《怪石赞》，高兆的《观石录》，毛奇龄的《后现石录》，成性的《选石记》，王的《石友赞》，诸九鼎的《石谱》和谷应泰的《博物要览》等数十种赏石专著或专论，共同把中国传统赏石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长篇小说《石头记》(即《红楼梦》) 的出现，北京圆明园、颐和园的建造，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赏石文化在当时社会生活与造园实践中的生动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