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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外流引发的婚俗变迁
发布时间 2014-12-03 浏览 56900 次
没有去过男方家，也不知道他家在什么地方，有的只知是某省，稍好点还知道是某县，何乡、何村则不得而知。即使知道一些对方的情况，也多凭介绍人虚实参半的说道。一些女子出嫁他乡，家人甚至都不知道，而是过了些年才有消息传来。择偶变得简单化，价值标准虚无化，民间传统的择偶习俗、标准也在逐渐消失。
少数民族婚俗
逐渐消失的婚恋习俗
在许多民族传统社会中，婚姻关系的缔结有一整套的习俗，如谈情说爱的方式，说媒方式，婚礼举行方式，以及婚后的夫妻关系、社会互动。
西南少数民族的谈情说爱方式可谓情趣盎然，民族特色浓郁。如侗族的行歌坐月、布依族的郎哨、苗族的游方，以及西南边疆傣、阿昌、佤、哈尼等民族的“串姑娘”等。
一般来说，西南民族地区青年男女的恋爱方式多以集体性的方式进行。当姑娘小伙子成年后，他们往往根据性别形成一个活动圈子，除了于节庆、生产活动时借机寻找意中人外，日常时间也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对歌弹唱。姑娘们还手里做些手工活，如刺绣、纺纱织布等，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某对青年男女会渐渐产生爱意，并相互赠送信物。一旦关系确定后，男子则告知家人，如家人亦中意，即找合适的媒人前往说亲。
说亲过程同样充满情趣，媒人依习俗前往女方家，或带酒，或带茶，在各种表面的托词下说到这对年轻人如何般配，双方家庭、家族如何又攀了门好亲戚等等，如此往返几次。若女方家也对对方满意，下一步则可合八 字、对属 相、看卦 象等，这些如都呈吉相，即可订亲。订亲则意味着双方家庭确定了姻亲关系，社会网络由此而扩展，一般情形下是不允许任何一方悔婚的，否则会引起争端。
婚礼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既包含着个体自身角色的转变，也意味着社会关系的重组，还是文化传承、族群互动的重要场所，其过程及其所展现的民族文化常常为“他者”所乐道。婚礼过后，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一个新的社会网络得以建构，个人也在此中成就了其责任、生活之意义及纽带作用。
婚礼后，在西南一些民族如苗、布依、侗等民族中，还有“不落夫家”之俗，即暂时不与丈夫同房，而是返回娘家，待逢年过节才由夫家人接到家中，如此往返一段时间，一年、两年或更长，才长住夫家。
然而，这些习俗均随着妇女的大量外流逐渐消失。笔者在中学时代于侗族地区所见的行歌坐月、不落夫家没有了，在婚礼中那种对歌、弹“牛腿琴”的场景也湮没在遥远的记忆里。又如云南省红河县乐育乡坝美村的哈尼族，从2000年到2005年，外嫁妇女20多人，其中主要流入安徽、山东、江苏等省。这些外嫁女子的婚事都不按照哈尼族习俗办，不磕头，不送喜酒，不认亲戚，传统习俗渐渐消失了。
由于许多女孩外流的方式较多，或在外打工后就直接到男家，或由掮客说和，在未见男方面的情形下就贸然远嫁他乡，或者就自己跟着所谓的熟人直接到流出地，其婚嫁过程简单而直接，没有了往昔繁琐的过程和仪式，也无近地的亲属关系网络，更没羞涩与浪漫的情调，过去因之而相互依存的习俗乃至民间技艺也随之而流失，如纺织、挑花刺绣、歌舞以及乐器制作等等，随之而流失的还有固有的一些价值观、社会联络体系。
少数民族婚俗
民族妇女外流是一个系列联动的问题
在一定文化荫蔽下成长起来的个体既是文化的携带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当这样的个体共同构成一个群体时，文化也因之获得存续的基础和滋养的根本。如果这些个体脱离其原有的生活环境，并以非群体的方式移居他乡时，原有的文化背景不再成为其在新环境中的生活资本，可能还是负担，她因此要将固有的一些文化因素渐渐退换为新环境中生存所需要的东西，从而获得生存的社会资本。
与此同时，她的离开，也会带走由先人传下来的文化。因此，当一个既定的通婚圈被打破时，也是其所关联的家庭、社会群体与传统社会网络关系的断裂，如此所带来的将是一个连锁反应，从而动摇着一定社会结构的基础。
与少数民族妇女大量外流相关联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系列联动，既与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性别比失衡有关，更与流出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结构性压力紧张有关，还与国家政策的变动、交通条件的改善关联。同时，由于大量妇女外流所引发的流出地社会文化变迁、婚姻拥挤、社会失范等现象，以及外流妇女在流入地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权益保障问题等，亦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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