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把瓷器的发明定在东汉的晚期,是比较妥当的。由原始瓷发展到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的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也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伟大贡献。 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广为烧造。这种新兴的事物,一经出现即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但是刚从原始瓷演变而来的东汉晚期的瓷器,无论在造型技术和装饰风格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与原始瓷相似之处。
此时常见的器型有碗、盏、盘、钵、盆、洗、壶、钟、罍、瓿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砚、唾壶及五联罐等。瓷碗是古代瓷业生产的大宗产品,汉代始见,魏晋流行,唐以后大量生产。东汉晚期平底碗的造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口沿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弧,就像被横切开来的半球形;另一种口沿微微内敛,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内收,平底,器型较小;两种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内凹。盘,多属大件,器型与原始瓷盘十分相似,通常作耳杯的托盘用。盆,直口折唇,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腹中有较为明显的折线,廓线挺剑罐的种类相当丰富,有直口球腹的双系罐、泡菜坛和四系罐等,前两类完全承袭了原始瓷罐的形式,而四系罐最为多见。它的形状是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装有四个等距横系(个别也有作六系
的),系孔扁小,不便系绳,故系下内壁往往有凹窝,系的两端留有按捺的手指压痕。肩部有弦纹或水波纹,腹部常见有麻布印纹,也有通体素面的。这种罐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在上虞县的许多窑址中都有发现,在不少省市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壶也是一种发现较多的器物,它的造型仍类似原始瓷壶,但也有了某些变化。那种腹部遍饰粗弦纹的作风已经少见,盘口较浅。浙江鄞县东吴公社生姜大队发现的一件型体较小的青瓷壶,外形颇似战国时代楚国的陶壶,肩部有半环耳二个,并划弦纹和点线纹,底部刻隶书“王尊”二字,可能是匠师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钟,口颈较大,腹部稍扁,下有高圈足,腹部贴有对称的铺首,显然是仿照铜钟的形式。奉化县白杜熹平四年(175年)砖室墓出土的五联罐,颈肩贴堆纹,显然是对褐釉原始瓷五联罐的模仿。同墓所出的井,敛口、斜肩、筒腹,粘贴在肩部的扁条形绳纹交叉成网形,交叉点饰乳凸,应该是表示绳结,是一种少见的产品。
此时瓷器的装饰花纹,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几种,与原始青瓷的装饰手法无甚差异。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也与印纹硬陶的装饰图样基本相似。这些也都说明东汉时代的瓷器,从造型艺术到装饰手法,均存在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而来,仅仅是迈出了它的头一步,然而这恰恰是划时代的一步! 越窑瓷器素以青釉制品闻于世,但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却发现它还同时烧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器的坯泥炼制不精,胳骨不及青釉瓷器细腻,器型也较为简单,以壶、罐、瓿、罍等大件器物为多,也发现有碗、洗类器物。它们的造型和纹饰与青釉器相同,唯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件四系罐,肩部饰有一圈莲瓣纹,是佛教艺术传人中国以后在瓷器装饰上的最先反映。根据国家建筑材料总局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报告,这种黑釉瓷的胎含SiO2高达73~76%, Al2O3含量较低,占15~18%, Fe2O3含量为2.3~2.8%,系用烧结温度较低的瓷土原料,所以能在1200±20℃~1240±20℃中烧结。器物外表所施的玻璃釉,是含有高达16%CaO的石灰釉,由于釉内氧化铁含量达到4~5%,所以使釉呈现绿褐色乃至黑色。器表施釉一般不到底,器底和器壁近底处露出深紫的胎色。瓿、罍、罐的内壁还常常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褐色徐料。釉层厚薄不均,常常有一条条的蜡泪痕以及在器表的低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由此可见,黑釉瓷的烧制,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色釉瓷器。
这种黑釉瓷胎质较粗,用料要求不严。由于在器表施以黑褐色的深色釉,粗糙而灰黑的胎体得到覆盖,为瓷器生产扩大原料使用范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它导源于酱色釉原始瓷,是对酱色釉原始瓷的提高和发展。所以这种黑釉瓷器的出现,同样是汉代瓷业中的一项重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