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为数不少的传世的明式包镶家具来看，黄花黎木料在明清时期已十分昂贵和匮乏了，而所见民间传世的带清中期风格的包镶家具，均以红木来作包镶材料了，除仍有极少数的广式家具仍用黄花黎木料制做外，清中期以后用黄花黎木做包镶的家具已极为罕见了。

　　“包镶”工艺在清代的工程文献里屡见记载，在现存的宫庭装修及家具上也屡见不鲜，这说明其原本不是一种{R佑的作伪工艺。

　　清室入关以后，除保留修整明故宫以外，还大量地修建行宫园林，这就需要大量的家具及装修来装点室内，而清皇室又恰恰偏爱数量极少的紫檀等名木，供需矛盾的激化促进了以节省、经济为第一要素的包镶工艺的发展成熟。

　　清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频繁，清宫中常有几位洋人主持设计，西洋建筑样式影响了清代宫庭家具款式的形成，而西洋古建筑中向来有“土胎贴石材”的装饰传统，用”贴皮子”来装饰家具更是欧洲家具贯用工艺手法，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清代包镶家具的流行。

　　清宫的内檐装修及家具上的包镶工艺极端精致，从选材、干燥到工艺、工序、拼接等都十分讲究。并使用“大鳔”(即鱼鳔胶)来粘接，十分牢固精细，有的接口细如毫发，历经数百年都难以察觉，大有登峰造极之感。更有“格角贴”、”骑缝贴”、“委角贴”、挂漆里及包铜套脚等工艺的综合运用，使得清代家具的包镶技艺日臻完善，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清宫廷的包镶家具上，往往还有贴竹簧、嵌黄杨，拼百纳等工艺的共同使用，形成了清代包镶家具丰富多彩的风格。

　　最近，笔者有幸见到了一些故宫收藏的包镶家具的残件，其中有一博古架残腿，通过断茬可看到此腿的四面“委角贴”紫檀薄板，腿芯楠木作胎，外观工整光洁，线型精致，四角拼缝隐而不露，五木之间粘合严密坚固，无隙可击，若无断茬露底，很难察觉是四面包镶的做法。

　　更令人惊叹的事，在其握不盈寸的断面上，可看到每片紫檀镶片的内侧粘合面上，均开有两条极细的纵向沟槽，四面共计八根，隐蔽的贯通全腿上下，此做法在木工工艺中极为罕见独特。经分析，笔者认为，这应是古人为防止在包粘紫檀木片时，由于多于胶液的挤涨及木片内侧因受湿热鼓胀变形而影响包镶质量的巧妙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吸纳多余的鳔胶液和防止木片内侧因鼓胀而挤开四角的拼接缝，从而保障了包镶效果的隐蔽、严密和坚固，真可谓匠心独运。古代匠师的这种对木材特性的高度理解和尊重，以及这种极致的敬业精神，只有在康乾盛世的不计工本的皇家工程中才能见到，面对古人的这些高超绝美的木工作品，除赞叹外，有人应窘迫，这难道不是古人对现今某些粗制滥造者的一种无言的嘲弄吗?

　　与清中期以前的包镶家具不同的是，清晚期风格的包镶家具，由于紫檀料的进一步匮缺，宫中往往拆改前世的残破紫檀家具旧料，剖解成薄片来制作包镶家具，旧料常有榫卯洞眼，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晚清包镶家具的堵眼现象；同样原因，也出现了在同一件家具上，包镶部件与实木部件并存的现象。与此同时，清晚期的民间包镶家具多以红木包镶为主，品种主要有：红木包镶带门联三橱、红木包镶柏木冰箱、红木包镶樟木衣箱等等。但却很少见有桌椅类家具用红木包镶法来制作的，究其原因，可能是箱柜类家具体大用料多，制作成本和运输成本都较高，南商北贩无利；而北方天寒，衣被多，凡居家多备箱柜，包镶箱柜华美价廉，适于北方就地打造使用(南方潮热，不便使胶)，故传世较多吧。

　　清末至民国期间，皇威日减，宫中裁撤机构，削减开支，御用工匠外流，民间出现了大量的仿宫廷家具，其中不乏包镶制品。另外，用包镶法作伪或修复残破明清高档木器也日渐流行，”包镶”一词．因有作假之嫌而渐带贬斥之义了。

　　民国时期，作假者除常用“碎拼整”、“堵旧眼”、“短接长”、“浅染深”、“划棕眼”等方法作伪外，还将铁键、铅块等重物埋于包镶的胎芯之内，以增加手感重量，用来遮人耳目，还常常将包镶家具的内里披麻上漆，以掩盖拼缝接口，腿下穿铜靴套住破绽。

　　现代的作伪者，也常用以上诸方法修饰旧料，用以拼凑成名贵的古器，以上诸种欺世之法鉴定者不可不察，收藏者不可不防。

　　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木工工艺，包镶法也可用来修复古家具上大面积的伤残。如果处理得当，可保留下古旧的结构骨架，使过度残烂的表皮重现华美肌理，取得起死回生的效果。

　　纵观包镶家具，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从皇宫到市井，有过辉煌，也曾被贬斥，当我们面对这一优秀的传统木工技艺时，应当以历史的公正的角度来客观的评判其功过优劣，这才是现代人应持的科学眼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