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七筵，堂宗一筵，五室九二筵。“如果以周尺一尺为19.91厘米计，九尺之筵约为180厘米，也可证当时室内的高度是有限的，仅宜于席地坐卧。除了筵外，供在筵上坐卧的笈几乙案、屏风等，都是随用随置，根据不同场合作不同的陈设，不像后世的家具那样一般有固定位置，平时陈放不动的。由于上述情况，相应地就出现了一些基本礼节。因为室内满铺着筵；整洁美观，所以人们进室内要先脱掉鞋子——屦，以免将污泥尘土带进室内，踏脏铺筵。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礼节，在室内是不应穿鞋的，人人如此；君王也不例外。《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庄壬闻知人杀死聘于齐的楚使申舟，气得“投箸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室”。因为在室内不穿鞋，所以楚壬气得冲出室外时，不及纳屦，从者送履到前庭（即窒皇）才迫及。同时，臣下为了表示尊敬，去见君王时不仅在室内不能穿鞋，连袜子——鞯也不能穿，必须赤足。《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述了下面一件事，“卫侯为灵台于藉圃歹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赣而登席，公怒”。于是褚师声子赶忙解释说，我的脚有病萝与平常人不同；如果见到了夕您会呕吐的，因此不敢脱去袜，孔卫侯更加生气。萝大夫们都为褚师辩解，卫侯仍以为不可。直到诸子出去后，卫侯还以手叉腰骂道：“必断而足”可见当时在王侯面前不脱袜子是极为失礼的。直到隋代，还认为“极敬之所，莫不皆跣”（《隋书礼仪志萝》）由于进室脱屦，因而就形成了与急相关的许多礼节，在《札记曲事》中有许多规定，例如严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玫当阶。就屦，跪而举之，屏于侧。乡长者而屦，跪而迁屦，俯而纳屦。“另外，看到门外有两个人的屦，如果听不到屋内谈话的声音就不能进去，那是因为两个人小声说话不让人听见，自有隐私之事，而知道人家的私事是不礼貌的。

再如席是起居所不可少缺的家具，围绕着它也有许多礼节派生出来.一个有礼貌的人应该“毋躇席”，也就是席南方位有上下，当坐时必须由下而升，应该两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的下角，从下面升。当从席上下来时，则概由前方下席。陪同客人一起进室时，主人要先向客人致意，请人将席放好，然后出迎请客人进室。如果客人不是来此赴宴，而是为了谈话，就要把主、客所坐席相对陈铺，当中留有间隔，以便于指画对谈。一般同席读书，多系挚友，但那也许会因志趣不同而分开，例如《世说新语》中有一则关于管宁和华歆的故事，二人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日：“子非吾友也”。在《仪礼》中的“士冠礼”、“士婚礼”；“乡饮酒礼”等礼进行中的许多繁缛的规定，常常缺少不了升阶、铺筵、布席、授几、升席、降席……等细节。《周礼春官》在礼官之属中有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西晋以后，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些古代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自然也引起生活习俗方面的新变化。同时畅通的丝绸之路成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东传和流行，改变了古代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在文化艺术乃至生活习俗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旧的传统和旧的礼俗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建筑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斗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和扩展了室内空间，也对家具有了新的需求。凡此种种，使席地起居的习俗受到冲击，随着社会习俗的变化，也影响到家具产生了新的变化，形成由矮而高的趋势，开始出现新的器类，桌、椅都在唐代的壁画中出现了，特别是在西安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高力士的哥哥明威将军检校左威卫将军高元珪的墓中，出现了墓主人端坐在椅子上的壁画，椅子的形象较拙朴，椅脚粗大，像是立柱，在靠背的立柱与横梁之间，用一个大“栌斗”相承托，明显地说明是汲取了木构建筑中大木构架的式样，结构笨重，但造型颇为稳定，表明这时椅子还属于“启蒙时期”。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就趋于成熟了，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图中的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起居的旧的习惯，自然也无从遵守进室脱屦的旧礼俗了。不过守旧的习惯势力还是相当顽固的，桌、椅的流行直到宋代还受到上层社会的颇大的阻力，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徐敦立言：往时土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可见北宋时士大夫家内妇女还不得坐椅子这类新式家具。不过在一般居民中乃至地主的家庭中，桌椅已颇为流行，这可从北宋墓中壁画常见桌椅图像，而墓壁也常用砖嵌砌出桌椅的形像得到证明。无论如何，新式的家具和新的生活习俗最终是淘汰了已过时的家具和旧的习俗，与之相适应，人们的礼节也自然随之有了新的变化，于是与席地起居相联系的礼仪制度也就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