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来此赴宴，而是为了谈话，就要把主、客所坐席相对陈铺，当中留有间隔，以便于指画对谈。一般同席读书，多系挚友，但那也许会因志趣不同而分开，例如《世说新语》中有一则关于管宁和华歆的故事，二人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日：“子非吾友也”。在《仪礼》中的“士冠礼”、“士婚礼”；“乡饮酒礼”等礼进行中的许多繁缛的规定，常常缺少不了升阶、铺筵、布席、授几、升席、降席……等细节。《周礼春官》在礼官之属中有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西晋以后，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些古代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自然也引起生活习俗方面的新变化。同时畅通的丝绸之路成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东传和流行，改变了古代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在文化艺术乃至生活习俗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旧的传统和旧的礼俗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建筑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斗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和扩展了室内空间，也对家具有了新的需求。凡此种种，使席地起居的习俗受到冲击，随着社会习俗的变化，也影响到家具产生了新的变化，形成由矮而高的趋势，开始出现新的器类，桌、椅都在唐代的壁画中出现了，特别是在西安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高力士的哥哥明威将军检校左威卫将军高元珪的墓中，出现了墓主人端坐在椅子上的壁画，椅子的形象较拙朴，椅脚粗大，像是立柱，在靠背的立柱与横梁之间，用一个大“栌斗”相承托，明显地说明是汲取了木构建筑中大木构架的式样，结构笨重，但造型颇为稳定，表明这时椅子还属于“启蒙时期”。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就趋于成熟了，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图中的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起居的旧的习惯，自然也无从遵守进室脱屦的旧礼俗了。不过守旧的习惯势力还是相当顽固的，桌、椅的流行直到宋代还受到上层社会的颇大的阻力，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徐敦立言：往时土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可见北宋时士大夫家内妇女还不得坐椅子这类新式家具。不过在一般居民中乃至地主的家庭中，桌椅已颇为流行，这可从北宋墓中壁画常见桌椅图像，而墓壁也常用砖嵌砌出桌椅的形像得到证明。无论如何，新式的家具和新的生活习俗最终是淘汰了已过时的家具和旧的习俗，与之相适应，人们的礼节也自然随之有了新的变化，于是与席地起居相联系的礼仪制度也就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人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