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分，在此之前，文化部艺术司诸迪曾多次指出“目前国有美术馆收藏存在着投入不足、家底不清、保存不善、利用不够、效益不高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美术馆馆藏普查在更大程度上还是针对“家底不清”这一基础问题展开，这也是可以展开统一要求、统一实施的工作，“投入不足”与“保存不善”两个问题有着极其特殊的个体差异性。但在解决藏品安全的工作上，馆藏普查是关于藏品档案的建立，确定有哪些藏品存在，但无法从根本上避免“李逵与李鬼”的问题。

　　谁来约束绝对权力

　　“调包事件”暴露出典藏管理的一类漏洞，同时也体现出现有美术馆管理层级在中国阶层体系下的缺陷——馆长、分管副馆长、典藏部主任及美术馆的上级主管在藏品管理上有着关键性的权利，而从程序的设计上，馆长在整个过程中存在着绝对的权利，而是否存在监督权则要看具体从业人员的道德水平，管理者的绝对权力让“调包”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如何在管理流程的设计上约束管理者的绝对权力势在必行。

　　除了上述权利管理系统的约束机制外，还需要约束作品鉴定的话语权。谁来确定“李逵”、“李鬼”的作品鉴定问题？在美术馆的现行管理系统中，此项工作大多由典藏部负责，鲜有第三方机构介入鉴定的情况，同时，如何确定“李逵”不是“李鬼”的话语权又掌握在谁的手中？这同样也需要约束，让绝对权利在专业领域弱化。

　　约束和监管，听起来都不令人愉快，但没有第三方监管的绝对权力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一个直观的“调包”新闻背后，是更多看不见的腐化，以及在利益链条中被淹没的个人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