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祭祀播种贮贝器，呈铜鼓形，四耳三足，盖上竟铸了35人：有端坐肩舆中的贵妇，有抬肩舆、开道、执伞、跟随的男女仆，有播种的农夫农妇，有趁祭祀场所做买卖的商贩，有头顶薪束的、手捧罐坛的、挟挎篮筐的、展示布帛的；或站或行，或蹲或坐，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其场面之宏大、人物之众多、工艺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那一个个跪着的、断臂的奴隶，那一头头仰天怒吼或静静安卧的牛……无不神情生动，让你看了一眼就再也不会忘记。

　　专家们说，根据碳14数据和其他考古材料推断，云南青铜文化滥觞于公元前14世纪，鼎盛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那个时代，在云南中部滇池、抚仙湖、星云湖一带，《史记》称为益州的地方，居住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滇人。古滇国农耕和畜牧业较为发达，青铜器物中有那么多牛、马、羊就是明证。

　　专家们还为我们做了这样的比较分析：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一般体形庞大而笨重，格调过于严肃和规范化，使人感到威严、庄重、神秘有余，而生动活泼不足。就器物种类而言，中原地区由于铜锡稀少而珍贵，故青铜器多为兵器、礼乐器及宫廷用品，而且多为王公诸侯贵族所专用，非平民百姓所能享用；而云南不论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兵器、乐器，还是各类装饰品，都可以用青铜制作。如滇青铜器中的铜伞、铜枕一类生活用品，在中原地区不会用青铜铸造。另外，中原地区青铜兵器虽然种类繁多，但像滇青铜器中诸如鸟钮矛、吊人矛等铸造或刻画人物、动物及昆虫的兵器，在中原地区也极为罕见。

　　这就是说，李家山青铜器有它自己的特点，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重要例证。

　　感谢早街生产队的那几个社员，1966年春，他们在李家山西南坡修梯田时刨出了一些“破铜烂铁”。1969年夏天，一场豪雨冲走了山坡上的浮土，又洗出了一些铜器。社员们把这80多公斤“破铜烂铁”交到江川龙街供销社，价格是每公斤三块六。

　　感谢龙街供销社的那几名职工，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玩意儿的真正价值，但他们知道这是文物，于是，全部以调拨价上交云南省博物馆。

　　这才有了1972年的考古大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000余件，其中就有稀世珍宝“牛虎铜案”。二十年后，文物工作者们又在这里发掘墓葬58座，出土了铜鼓、贮贝器、铜俑、编钟等青铜器，种类齐全，工艺精良。

　　从器物的功能来看，这林林总总的青铜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生活的工具用物，另一类是战争中使用的兵器。看来，和平与战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个时期，中原一带诸侯割据，战乱频繁，边陲之地云南也不太平，以滇池一带为中心的十多个小国寡民的城邦部落间的纷争无休无止。由于战争的需要，古滇国的贵族们为保家卫国以及惩戒奴隶，十分重视兵器的制造和拥有。李家山出土的680余件兵器就是明证。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硝烟远去，时空的间隔使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跳出来，用审美的眼光打量眼前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叹服于它们演绎出的力与美、简洁与复杂、永恒与瞬间等美学命题。然而，与观看司母戊大方鼎不同，在这里，在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我却无法平静地审美，因为透过那一层层青铜锈蚀，我读出了其中凝聚过的血与火、苦与泪、压迫与反抗、文明与野蛮、祥和与祈祷……

　　青铜的江川、青铜的玉溪、青铜的云南，让我见识了彩云之南文化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