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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李家山青铜器有它自己的特点,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丰富性提供了重要例证。
感谢早街生产队的那几个社员,1966年春,他们在李家山西南坡修梯田时刨出了一些“破铜烂铁”。1969年夏天,一场豪雨冲走了山坡上的浮土,又洗出了一些铜器。社员们把这80多公斤“破铜烂铁”交到江川龙街供销社,价格是每公斤三块六。
感谢龙街供销社的那几名职工,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玩意儿的真正价值,但他们知道这是文物,于是,全部以调拨价上交云南省博物馆。
这才有了1972年的考古大发掘,共发掘墓葬27座,出土青铜器1000余件,其中就有稀世珍宝“牛虎铜案”。二十年后,文物工作者们又在这里发掘墓葬58座,出土了铜鼓、贮贝器、铜俑、编钟等青铜器,种类齐全,工艺精良。
从器物的功能来看,这林林总总的青铜器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生产生活的工具用物,另一类是战争中使用的兵器。看来,和平与战争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个时期,中原一带诸侯割据,战乱频繁,边陲之地云南也不太平,以滇池一带为中心的十多个小国寡民的城邦部落间的纷争无休无止。由于战争的需要,古滇国的贵族们为保家卫国以及惩戒奴隶,十分重视兵器的制造和拥有。李家山出土的680余件兵器就是明证。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硝烟远去,时空的间隔使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跳出来,用审美的眼光打量眼前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叹服于它们演绎出的力与美、简洁与复杂、永恒与瞬间等美学命题。然而,与观看司母戊大方鼎不同,在这里,在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我却无法平静地审美,因为透过那一层层青铜锈蚀,我读出了其中凝聚过的血与火、苦与泪、压迫与反抗、文明与野蛮、祥和与祈祷……
青铜的江川、青铜的玉溪、青铜的云南,让我见识了彩云之南文化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