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三十一年初，正是忽必烈曰崩之前；因皇太子早年已卒，众臣协议由皇太孙铁穆耳继位。正当此时，传国留自天而降，天命瑞应及时显现，竟会如此巧合。读者自知，古往今来，究竟有几个瑞应真是上天显示的呢？

到了明代以后，还有人玩这种把戏，但越来越不为人所信了。如明孝宗弘治十三年（1517），邹县（今陕西户县）玉志学于泥河滨得玉经。陕西巡抚熊狲以为素组复出，特意献于朝廷，却反遭礼部尚书傅瀚驳斥：盖秦级亡已久，今所进与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慕秦级而刻之者。自秦始皇得蓝田玉以为单汉以后传用之。自是巧争力取谓得此乃足以受命。而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级也。故求之不得，则伪造以欺人。得之，则君臣色喜，以夸示于天下，是皆赔笑千载。不过想来也确实可笑，如此作为，不但欺过于人，而且诬陷于天，还有什么天命可言？故傅瀚之言诚期惴也。如果说像来哲宗、元成宗等华之作伪是上有所好，那么，如熊羽辈之作伪则为“下必谀之”了。

清乾隆三年，江南河道总督高斌奏献玉宝，亦云江苏宝应县挑河民玉掘地得之，而且级文亦为‘受命于夫，既寿永昌”。清高宗定为前代好事者仿刻，仅视为玩好旧器而已。不过，乾隆对这个问题认识是比较清楚的。他曾说：“若论宝，无论非秦级，即真秦垄，亦何足贵？’他在《国朝传宝记》一文中还写到：“联尝论之；君人者在德不在宝。宝虽重，一器耳。明等威微信守，与车旗章服何异？德之不足，则山河之险、土宇之窗，拱手而授之他人。”故宝器非宝，宝于有德。古老得前代符宝，君臣色动矜耀，侈为瑞赃者。”毕竟时代不同了，认识已大不一样。玉级虽重，器物而已。乾隆之语实属言简意赅。古往今来，附着在传国缴上的崇神粑玉、天命皇权的观念显然已经大为褪色。即使真有和氏璧、传国经再现，乾隆帝大约也不会用15座城池去换了。不过，清代所用之玉肇，无论就玉石材种、形态数量、雕琢技艺而言，都是历史之最。清官交泰殿藏玉努25枚，前两枚就是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盛京藏10枚；第一枚也仍然是“大精受命之宝’。无论如何，作为封建玉朝的皇帝，他总是离不开天命的罗网的。人们大约不会想到，在清朝灭亡之后；居然还有人偷偷刻了一枚玉级，此即窃国大盗袁世凯，孙中山先生为废除封建帝制奋斗，了一生，在他执政的任何时期。未有过一个“玺’字的印文，勘叹高山仰止。而袁世凯在1913年窃任大总统之后，竟刻制了一枚中华民国之努”，预示其隐有待机复辟帝制的计划，实即责土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