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一阶段齐、鲁金文不仅在书体上有一定差别，而且在习惯采用的字形结构上也不尽同，当然，在某些字上有共同的、较特殊的写法，如“寿”字上部笔画（“老”字头），此点曾为学者所注意。但是齐鲁金文字体结构的差别还是更引人注目的，如比较一下鲁大司徒子中白匜铭文与齐侯盂铭文,由“其”、“寿”、“万”、“保”等字的写法，即可看出字体结构上定差异。以上齐鲁金文的不同，说明列国政治上独立性之增强与地域上割据之状态加深了文化上的隔阂，即使地域邻近亦未可免。

晋国金文

春秋中晚期时晋国政治中心还在晋南，地可归属中原。属于这一阶段晋国的金文发现得不多。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之栾书缶，因铭文中“栾书”之名见于《左传》，为晋景公、晋厉公时人，活动于春秋中期偏晚，故一般认为这件缶即栾书所作。近年有学者提出此器乃楚器形制，文字亦属楚系。持此说者对该器之年代则有战国时期、春秋晚期二说。

此器腹部铭文错金。盖铭记时八字为阴文。

目前可以见到的这一阶段有铭晋器中，晋公奠为春秋晚期器，器铭之晋公，有平公(前557一前532)、定公(前511一前477)等说法。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大小亦不同，但笔画细劲而多方折，其书体接近于侯马盟书，所以应属于当时流行之手写体，而未经刻意加工。约属春秋末叶的郘钟，为魏氏之器，其铭文书体近于晋公奠，但圆笔较多。此外还有长子购臣簠（《文物》1964年7期），长子在春秋时属晋国，其布局松散，字体仍带西周晚期遗风，惟亦多圆笔，风格较柔弱。另一件著名的春秋晚期晋国有铭器物是出土于河南辉县的赵孟庎壶，今藏英国博物院。其铭文记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黄池之会，知器当制于春秋末叶。铭文与晋公奠明显不同，字形修长，笔画工整而流畅，显然是郑重的艺术型字体。

由上面提到的几件器铭，可知春秋中晚期晋国金文书体较纷杂，但大致可归属手写体（或称俗体）与艺术形字体两种，前者又有方折笔与圆笔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