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龙茶的故乡武夷山耕耘多年，我依然称不上是合格的茶人。只是徜徉于这山、水、茶的奇妙组合之中，我习惯于用产业的视角，探访那个“经济”的大红袍。　　系出名门　　大红袍，武夷四大名丛之魁，茶名初见于清代。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位武夷茶家族名满天下的后起之秀，作为岩茶的产业符号，多半还是出于对它高贵出身的景仰。　　大红袍的先祖，统称武夷茶，成名于约1000年前。范仲淹（989-1052年）和苏东坡（1036-1101年）等宋代大家不吝言辞的褒奖，把武夷茶推向了“冠天下”的空前高度。与“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一并出自范文正公《和章岷斗茶歌》的一句“不如仙山一啜好”，连同苏轼《咏茶》诗中所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几乎成为那个年代武夷茶誉满国朝的经典广告词。　　但那时，就其社会作用而言，武夷茶的政治意义远在经济意义之上。而与此相应的茶叶经济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并无产业概念。　　贡品，是那个时代赋予一切珍贵物资的金字招牌，也是大红袍家门显赫的最好注解。一直到明代罢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