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从香港奉调回内地，“脱下西装即下到农村”，调到广东英德茶场、中南茶叶研究所（设在英德茶场）。在英德茶场的十年里，适逢“文化大革命”。茶场生产、科研陷入瘫痪，不过，我的“下放劳动”多是与茶场（厂）工人和知青在茶园、茶厂跟班劳动，对我掌握茶叶生产技术无疑是有好处的。

　　1975年由英德茶场调到华南农业大学任教，1985年我率先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开出“茶叶贸易学”新课，并在茶叶经贸方面多有建树。我以产、学、研、贸相结合，并在搞好教学工作之余，从事著、论、译，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书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100万字。

　　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 1978年给我信中认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