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徐元文，多是因其监修《明史》及撰写《中俄尼布楚条约》界碑碑文。前者是康熙十八年的事，后者是康熙二十九年的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准备树立界碑，用汉、满、蒙、拉丁、俄五种文字将条约刻在碑上。刻碑汉文是由徐元文根据《实录本》润色写定。这两件事说明了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也说明了他当时的作用和地位。

编撰《明史》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徐元文本来不愿意干。一是因为有顺治二年的“毓祺诗词案”和康熙二年的“明史案”在前。毓祺因一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而遭抄家灭门戮尸；写“明史”的庄廷龙被鞭尸焚骨，作序者及其五子，买书卖书刻书者及书中列名的江楚一带名士７０多人被杀。所以凡涉及文字事，世人多心有余悸。二是徐元文的社会关系问题。徐元文是顾亭林的外甥，顾亭林与黄宗羲是当时有名的不合作者。三是徐元文的思想情感的状况。他本来是有牢骚的人，让他监修《明史》，他还必须借重一班与清统治者在思想感情上不合拍的人，如明朝遗臣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