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淘到此书时，它最外边套上了一个印有１９７２年编号邮票的《人民画报》纸，内里封面、转底、目录、页码均不缺，惟一缺憾之处在于封面的“周扬编校”四字被原持有者小心翼翼地用钢笔涂抹掉了，连《后记》中的“周扬”二字亦未能幸免，不过这种涂抹却真实记录了历史——众所周知，“文革”期间中国文艺界最大的“黑线人物”则非周扬莫属。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环境下，原收藏者又极不情愿毁掉此书，于是只得违心作这样的变通。

“书是有命运的”，我相信。如此不平凡的遭际，我又岂能不倍加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