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本基础上进行整理,对此也就可以理解了。六十年代初,在前四史陆续出版,政府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晋书》、南北各史以下各史,特邀对于各断代史研究成就最高的学者担任,提供工作条件,特批将各史的善本和珍贵资料调拨给各校点组。比如复旦在七十年代前期作《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整理,不仅转来了刘节先生和陈垣先生的初点稿,从北京、上海各大图书馆调集了相关的善本,连商务印书馆藏宋本《册府元龟》的影印底本、《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后新征集到的残卷胶片等也都调集到整理组。可以认为,在底本和参校本的利用方面,前四史问题稍多,《晋书》以后各史选择和利用较宽,就当时来说,可称讲究和周备了。
就底本选择来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选择今存最早最原始的文本为底本,其好处是文本没有经过后代辗转翻刻,传误的情况较少,也没有经过宋以后学者的整理校订,人为改错的情况也较少,但问题是一些宋本仅存各种残本,且收藏各处,统一较难,再就是较早刊本虽然较少后代人为校订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