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道光时仿宋刻书更为盛行。因为当时不仅宋本已极名贵，追求宋本即所谓“佞宋”已成为时髦的事情，就是清初毛氏汲古阁的影宋抄本，即所谓“毛抄”者，也已被视为仅亚于宋本一等而珍藏起来。照宋本式样来刻书，既可以一定程度上满足“佞宋”者的要求，又可以抬高刻本的身份，刻书的人对此又何乐而不为(有一部孙星衍仿宋刻《说文解字》的最初印本，书名页上打有“每部工价纹银五两”的楷书朱记，纹银五两几相当于当时一册南宋书棚本唐人小集的价钱)。不过这种仿宋刻本在刊刻时已请人重新写样，和原本的宋体不甚相近。如胡克家仿元刻《资治通鉴》，原本是建阳刻颜体字，胡本却刻成欧体字。胡氏用南宋池阳郡斋本仿刻的《文选》也是如此，原本略带颜体，胡本也刻成了欧体。因此这些刻本只能算仿刻，仍不是覆刻。

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