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舍诏自然就获得了青睐与大力扶持。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与兼并，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蒙舍诏统一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唐册封皮罗格为云南王，天宝七载，阎罗凤册袭云南王。随后，阎罗凤奉唐朝之命，兼并滇池区，统一云南。贞元十年，唐置云南安抚使司，并册封异牟寻为云南安抚使司的土长-----南诏王，至此南诏称雄于中国西南边疆。 关于银生城界诸山与云南古茶区 《蛮书》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而后来的《普洱府志》又云：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这划定了普洱茶大致的产地范围。据《蛮书》的历史背景，银生为南昭国的八大行政区之一银生节度，也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现在的思茅地区景东县，开南城则位于现在的景东县文井乡开南村，银生节度辖区为：西双版纳、思茅，另外还有临沧的部分地区。　 南昭政权的行政辖区：十赕区（贞元十年前后为六赕）为南昭的直辖区（洱海地区）；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银生节度亦称开南节度（银生城为思茅景东县，银生节度含思茅、西双版纳诸地，以及临沧的部分地区）；弄栋节度（今楚雄、姚安等地区），其下有会川都督（会理至大渡河一带）；宁北节度，后改剑川节度（包括洱源、剑川、鹤庆、兰坪等地）；丽水节度（伊洛瓦底江上游两岸）；铁桥节度（迪庆、丽江地区及盐边诸地）；拓东节度（昆明、曲靖、昭通），其下辖通海都督（红河、文山）。　 关于“西蕃之用普茶，以自唐时”，说明云南与藏族地区的普洱茶贸易，始于唐朝云南地方政权的南昭国时期。而此时期的八大行政区中，十赕区（洱海地区，今大理下关地区）为直属区；铁桥节度为今迪庆、丽江地区及盐边诸地，铁桥节度的主要民族为么些、西蕃。通过十赕区、铁桥节度的普洱茶贸易之路，也就是著名的“大理、丽江、迪庆、西藏”茶马古道之一，目前为大家所周知。　 南诏在统一洱海区与滇池地区后，与唐朝的交往，即通过拓东节度（玉溪、昆明、曲靖、昭通）的滇、川、藏及滇、川、长安的古道，是另外一条重要的茶马古道。　 由于蒙舍诏从永昌到巍山，再到洱海，建立以大理为都的南诏国，加之，后来段氏大理国的传承，银生节度、永昌节度以及巍山地区，自然都成了云南产茶与制茶的重要区域。从临沧地区发现众多的野生古茶树群落，甚至在离南诏发源地----巍山不远的南涧县保华拥正乡都发现了野生大茶树群落，可以说明这一点。　 总之，南诏以来的云南古茶区，包含了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德宏及大理的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现在也都是普洱茶的重要产区，只是清朝置普洱府辖西双版纳、思茅以来，这两地的名气稍大而已。 云南晒青毛茶的诞生 《蛮书》记载“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说明当时云南少数民族制茶用的是晒青茶工艺，且是散茶形态。那云南晒青工艺是如何诞生的呢？据朱自振先生《茶史初探》一书解析，晒青工艺来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的烧茶与晒茶加工方法。　 原古的茶叶加工，首先可能来自茶叶的直接晒干，利于存储，而且晒干是原始生活中最普遍和最经常的实践。另外，人们在经常饮用中发现和为了克服茶树鲜叶的青苦气味，产生了对茶叶的简单加工，烧茶就是最简单的一种。烧茶遗俗现在云南的傣族、佤族中间还有流传。傣族、佤族所谓的烧茶，也即把茶树上采摘的一芽五六叶的新梢，先放在火上烧烤到叶色焦黄，然后再投入到壶中煎饮。烧茶也就是杀青工艺的原形。烧茶所用器具，从最先的石器、陶器到铁器，云南少数民族中都有采用。　 “烧茶”的传承，最原始的，目前云南还有佤族的铁板烤茶，傣族、基诺族的竹筒烤茶等。佤族铁板烤茶用的是铁板为“烧茶”容器，用茶树鲜叶在铁板上烤制到焦黄，然后再煮饮；而竹筒烤茶则是就地取材，用鲜竹筒作为“烧茶”容器，将茶树鲜叶塞进竹筒，封住筒口，然后扔到火塘中，待烤制到竹筒焦黄为止，破开竹筒，取出茶叶煎饮。　 把烧茶与晒茶这两种原始加工方法结合起来，即将鲜叶先放在火上略烤一下，然后再把它摊晒至干，就正式形成了晒青茶的制造工艺。这就是云南晒青茶的来历。　 “烧茶”的习俗，后来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发展成了烤茶的传统。为了方便与实用，不再用茶树鲜叶，而是用加工好的晒青茶作为烤茶原料，这也就由“烧茶”的简单加工方法，发展到了云南烤茶的存贮加工方法。在蒙舍蛮统治的中心地区---洱海地区，烤茶习俗更为普遍，大理白族的“三道茶”也由此而来。随着南诏与大理国的传承，烤茶成了云南很多民族与地区的传统。傣族、基诺族的用鲜茶树叶的竹筒烤茶，也发展成了用晒青茶加工的云南竹筒茶产品。 蒙舍蛮的品饮习俗 《蛮书》记载“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种饮茶方式，在唐朝及之前也是一种大众习俗。而饼茶的制造与品饮，则是陆羽认为更高阶或高级的方式。经陆羽总结、提高后，团饼茶在唐宋得到了大发展。　 《茶经》六之饮曰：“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荑、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陆羽认为，茶与姜桂和烹，这样的茶水就像倒入下水道的废水，但是，市民已经习惯喝这样的茶了。另外，陆羽之前，晋人刘琨在给其刺南兖州侄子的信中曾写道：“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需也”，《茶史初探》的作者朱自振先生认为，干茶即是散茶，由此看来，茶与姜桂和煮而饮之的喝茶方式，晋朝就已经流行。从晋朝到唐朝，这种习俗流行了几个朝代。　 总之，蒙舍蛮的品饮习俗，与上述中原汉文化的大众习俗是一致的。为南诏诞生团饼茶打下了基础。 云南团饼茶的诞生 从历史来看，有了盛唐之世，才有了绚丽多彩的南诏文化。南诏吸收盛唐文化，并使之地方化，民族化，推动了云南饼茶的诞生。　 大唐与南诏有和亲的历史，而蒙舍诏王族弟子经常到长安朝贡，不断频繁接触盛唐文化，甚至直接接受盛唐文化的教育，并将所学的东西不断转换为南诏的制度与文化。　 结合茶文化的角度来看，从“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到陆羽认为比较时尚的饼茶的品饮，因该说都是蒙舍蛮所为。蒙舍蛮造通过学习大唐的团饼茶技术，追随大唐时尚，开创了云南的团饼茶的先河。　 另外南诏国是地方政权，与大唐的关系，也是分分合合，颇为曲折，历史上就有南诏叛乱等诸多史实。两次天宝年间洱海战争，就有十几万内地汉族士卒流落南诏。另外，太和三年（829年）南诏从成都掳掠而回的“子女百工数万人”（女人与技工），也基本融入到了蒙舍蛮中。上述这些士卒与技工中，肯定不乏饮茶人与制茶人，他们也可谓是云南团饼茶制造、品饮的先驱之一。　 所以，蒙舍蛮活动的洱海中心地区、永昌节度（保山、临沧地区及德宏州）、以及银生节度（思茅、版纳），都是古普洱茶的原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