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观亭说，鉴于茶叶的短缺和重要的政治价值，在1984年之前，新中国的茶叶政策延续着自唐以来长达千年的榷茶专卖制度。新中国的茶叶政策曾经多次变化，但是基本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保证边销，积极扩大出口，适当增加内销”。边销茶，牵系着边疆稳定；外贸茶，事关出口创汇，茶叶等农副土特产是新中国早期出口创汇的主要依托；在富余的情况下，尽量多保留一部分茶叶，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

国家的重视和重点扶持，促进新中国早期茶事业飞速发展。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茶园，发出“今后要在山坡上多多开辟茶园”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一股开山种茶热潮。于观亭说，“现在的万亩茶园，多数都是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

1984年，国务院颁发国发74号文件，决定放开内外销的统管政策，有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于观亭说，“虽然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茶叶出口才正式放开，但是，这个政策的出台，终止了延续千年的茶叶专卖制度，一个新的茶叶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寄托在茶叶身上的政治使命，更多地被其经济职能代替，茶叶也从“国之重器”演变为“民之饮品”。相应地，茶叶体系也从大一统，走向了多元化发展。更多民间因素的介入，让茶产业实现了“平民化”，回归到更加开阔的发展平台。

企业创新：繁荣的动力

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梦想，企业、行业也有自己的梦想。施云清说，“六十年来，茶人的梦想，就是促进国家的发展、行业的复兴，获得与实力相当的国际发言权。”

梦想照耀着现实，政府机构、茶人、社团和企业，在各自的范围内，进行着不断的尝试和创新。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企业成为各种不懈创新的连接点和枢纽。在创新的驱动下，在生产技术、管理、市场推广等方面，中国茶企60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实现机械化和工业化大生产，实现茶叶评级的标准化，是中国茶叶自19世纪以来的梦想。在清朝后期的洋务运动中，茶叶机械化生产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机械制茶在晚清并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建国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52年至1957年，压资订机获得大力推广，中国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拼装号码茶，茶叶实现了初步机械化和标准化。后来虽然遭遇波折，但是，机械化大生产和标准化已经不可逆转地确定下来。

20世纪90年代之前，企业营销依赖政府指标，进批差率和批零差率分别限定在17%、25%。1984年放开之后，企业营销突然重要起来，随之诞生了多种样式的营销新模式。于观亭说，“刚刚放开时，判断茶叶企业的实力和盈亏，只需问问营销人员比率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经过不断探索，茶产业正在形成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发展模式。

茶文化：新时代的根基

中国的茶叶产量到底能有多大潜力？于观亭说，“根据2008年茶园面积160万公顷计算，产量可达150万吨至200万吨，而实际产量只有124万吨，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增加市场需求是发掘生产潜能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另一方面，茶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进入了效益发展期。施云清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中国茶产业已经从追求数量过渡到追求质量阶段。更细一点划分，按照面积、产量、出口、创汇和效益的发展次序来评判，现在茶产业已经进入了提高效益阶段。”

建国之初或者较早时期，茶叶是唯一的主流饮料；现在，茶叶面临多种饮料的竞争。拓展竞争市场，提高行业效益，茶文化可以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须依赖茶文化的推广。某资深茶人说，“与以往的时代相比，‘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新时代茶业生命力的根基所在。”

20世纪80年代末期，茶界举办的文化活动开始活跃起来。自此，茶文化开始蓬勃发展，如今，茶文化及其载体已经成为茶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着茶事业的发展。

在现代社会，消费不再是纯粹的物质消耗，已经发展为符号消费。茶文化，为茶叶增添了富有意义的符号价值，为新时代茶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在未来的岁月中，茶文化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施云清的观点，代表着多数茶人的共同心声，“一个真正的茶叶强国，正在承前启后地出现在茶叶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