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正在福建担任福州商检处技佐兼茶叶产地检验办事处副主任的钱樑，听到吴觉农已带领一批人撤退到浙江嵊县三界处的茶叶改良场、准备组织武装抗日救国活动的消息后，立即水陆兼程赶到三界，受吴觉农先生委派又赶往上海，通过胡愈之、夏衍等熟人联系军事、政治教官事宜。待他带领教官张朴君（即著名东北籍作家骆宾基）从海路转道三界时，国民党16师已驻扎三界，强迫接管了地方武装。他即折回上海办理善后，于次年3月绕道去武汉，协助先期到武汉的吴觉农开展贸易委员会工作，参与商定中苏贸易协定，即以统购统销的茶叶换取苏联军工物质，支持抗日。1938年4月，钱樑受命去香港筹备负责全国进出口贸易的富华公司茶叶业务，担任易贸组长、制茶组长等职，负责浙、皖、闽三省茶区的视察、收购、产制工作，并专与苏联专家代表接洽交货事宜，为抗战物质的换取作出很大贡献。在港工作期间，他积极与国民党政府官僚贪污腐败、中间盘剥等恶习开展斗争，受到排斥打击。抗战胜利后，鉴于对官场贪污舞弊的厌恶，深感茶业改良、振兴华茶的愿望难以实现，遂到兴华制茶公司任襄理，一年后转中国农业银行等处工作，参与民主、进步的社会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钱樑在几次更名的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历任技术科科长、出口科科长等职。根据中央要迅速恢复生产、发展茶叶生产和出口的要求，他倾注全部心血，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协同华东各省策划筹建大批机制茶厂，主持制定茶区各类茶叶收购加工样；他倡议和主持制订出口绿茶茶号，主持制订与主要茶叶合同国苏联的交苏茶样及双方审评、定级、交货办法；积极恢复与开拓对资市场和小包装茶出口业务。所有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对迅速恢复、发展茶叶生产与出口贸易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起着借鉴或沿用的作用。

　　1960年，钱樑遭到极左路线的迫害，以后受到长达18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变。1977年退休，1978年冤案彻底平反。1981年，他出面筹备上海市茶叶学会。1983年茶叶学会正式成立后，历任副理事长、理事长。他以学会为依托，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议茶事，开展专题研究，亲自撰写有价值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多达20多篇，其中，《论茶叶对外贸易的战略问题》、《茶政议》、《整顿茶叶流通领域秩序议》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政水平。他同何耀曾先生等深入茶乡考察后写出的《宜兴茶乡纪行》受到农业部有关部门领导重视。他坚持以弘扬茶文化、倡导“国饮”为己任，致力茶文化宣传，积极组织海内外茶文化交流活动，指导上海茶艺馆和茶艺表演对的建设，为形成和发展都市茶文化作出贡献，撰写的《漫谈茶人和茶人精神》、《茶之魅》等文，大力倡导茶人精神，已成为现代都市茶文化指导性文献。他还担任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和皖南农学院茶叶系兼职教授，孜孜不倦地培育一代又一代茶业人才。1993年4月16日，钱樑因患癌症医疗无效而与世长辞。

　　钱樑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顾问，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民盟上海外经贸委总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