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钱樑在几次更名的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历任技术科科长、出口科科长等职。根据中央要迅速恢复生产、发展茶叶生产和出口的要求，他倾注全部心血，日以继夜地工作。他协同华东各省策划筹建大批机制茶厂，主持制定茶区各类茶叶收购加工样；他倡议和主持制订出口绿茶茶号，主持制订与主要茶叶合同国苏联的交苏茶样及双方审评、定级、交货办法；积极恢复与开拓对资市场和小包装茶出口业务。所有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对迅速恢复、发展茶叶生产与出口贸易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起着借鉴或沿用的作用。

　　1960年，钱樑遭到极左路线的迫害，以后受到长达18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变。1977年退休，1978年冤案彻底平反。1981年，他出面筹备上海市茶叶学会。1983年茶叶学会正式成立后，历任副理事长、理事长。他以学会为依托，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参议茶事，开展专题研究，亲自撰写有价值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多达20多篇，其中，《论茶叶对外贸易的战略问题》、《茶政议》、《整顿茶叶流通领域秩序议》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政水平。他同何耀曾先生等深入茶乡考察后写出的《宜兴茶乡纪行》受到农业部有关部门领导重视。他坚持以弘扬茶文化、倡导“国饮”为己任，致力茶文化宣传，积极组织海内外茶文化交流活动，指导上海茶艺馆和茶艺表演对的建设，为形成和发展都市茶文化作出贡献，撰写的《漫谈茶人和茶人精神》、《茶之魅》等文，大力倡导茶人精神，已成为现代都市茶文化指导性文献。他还担任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和皖南农学院茶叶系兼职教授，孜孜不倦地培育一代又一代茶业人才。1993年4月16日，钱樑因患癌症医疗无效而与世长辞。

　　钱樑除历任上述职务外，还是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顾问，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民盟上海外经贸委总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