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极端苛酷的武门礼法，那你就得无条件执行；再如作为幕府霸主的足利义满，要修建一座专供其隐居的金阁寺，那你得不折不扣地照办才行；其后另一位幕府霸主足利义政，要另建一座银阁寺，那你亦得不折不扣地完成。再如当年威慑岛国的幕府政权首领丰田秀吉，有一次，他决定在京都的北野神社所在处，举办一场近千座席的北野大茶会，其豪奢程度那是空前所未有的，比如特地择定在北野神殿内，设计一座用黄金打造的组合式茶室，金墙壁，金屋顶，就连茶道具也悉皆是饰以金子的，其中仅是一只茶罐，就价值40万石大米！你且瞧瞧罢，其穷奢极侈的豪华实施竟驾乎天皇宫廷之上！以此斗富于皇族，炫耀于世人！这表明在丰臣秀吉这类武士集团霸主的眼中，茶道是什么？无非是掂在他们掌上的玩物，敷在他们脸上的金粉。至于依附于他们门下的那些茶头、茶师呢，则被看作是任由他们摆布的棋子，任由他们驱使的家奴而已。若是稍不顺从，稍有差失，则立刻予以或则驱逐之，或则诛杀之！这在日本茶道史上，确乎屡见不鲜矣。且看下述一二尖锐的史证罢。

史证之一，上述那场北野大茶会，本是由丰臣秀吉和千利休合作举办而成的。这个在日本茶坛上鼎鼎有名的千利休，只不过是丰臣秀吉门下的一名茶头。尽管他侍奉主子十载岁月，从60岁一直侍奉到了70岁，尽管像北野大茶会这样规模空前的巨大工程，他总算操办得还比较顺利，未获罪名，可谓万幸。不过他不时仍诚惶诚恐，只怕万一不慎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果不其然，后来千利休在给大德寺修建金毛阁这座山门时，该寺为了表达谢意，特地为之镌刻一尊木雕肖像作为纪念，就安设在这座山门之上。这件事却惹怒其主子丰臣秀吉，认为这是对于主人的大不敬。终于因了这么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遂即命其剖腹自杀。这就是千利休最后罹蒙的惨绝之结局！

史证之二，昔日在被世称誉的“利休之哲”中，有一位成就卓著的大弟子，名叫古田织布。在千利休去世之后，他即接替之而继续待奉丰臣秀吉这个极其残暴的主子。据史料称，其主子明令他须奉行武士风格的茶道，而摒弃于千利休倡导的那套平民式茶法，对此古田织布惟有俯首听命，全然遵从主子的意愿而推行一套武士茶风，就连择用的茶碗，都截然不同：千利休欣赏形态平稳，色彩匀称，或黛黑色，或砖红色的茶碗，此碗称作窑乐茶碗；而古田织布却与之相反，他欣赏的是形态拙陋，色彩混杂，黑、白、黄、绿、褐色兼而用之，此碗即以织布茶碗而名之。古田织布先后侍奉两个主子，先是侍奉丰臣秀吉，其后则是侍奉另一个主子丰臣秀忠。由于他深谙茶道文化，并且独具特色，竟享有“天下第一茶人”之称。然而却不知何处得罪了主子，最后竟以“通敌行为”之罪名，终于在丰臣秀忠的威逼之下而剖腹自杀，其悲惨的结局竟跟千利休的遭遇如出一辙。

上述史证，皆非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这证明着日本茶道文化的起步，并非如滕军教授所论述的那样，说是它具有什么“从精神文化起步这一特点”。试问，袭用所谓“精神文化”这种抽象的、模糊的日本文化术语，就堪以掩盖得了、抹煞得了真实的历史么？殊不知，历史从来就不是从抽象概念中而进行演绎的，它自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逻辑并演绎秩序。所以，鉴于上述，应当说，当初日本茶道压根儿就不是从什么“精神文化起步”的，而且在那些独霸天下的武士集团及其幕府政权的刀光剑影下起步的，并且历久犹被笼罩在武士道精神的阴影下，这就不能不给日本茶道文化带来某些或有形或无形的消极因素。由斯观之，关于日本茶道文化的起点之评价，如何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呢？就是说，该给它打上高分呢，还是不该给它打上高分呢？本来嘛，该是由日本茶坛去探讨的一个茶史问题，用不着咱们来烦这个神。而就我个人来说，对于这类问题非但不曾有过接触，而且即使偶尔有所接触，通常则亦不会引起任何参与探讨的兴趣，更不会发表什么批评意见。但这回却是例外，只因滕军教授的这本《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是在我国出版发行的，它所面对的中国读者，尤其是我国茶界的青年读者。那么，这会在我国茶坛发生何种舆论影响并舆论导向呢？它在我国茶界所起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呢？对此，我作为一位中国公民，一位中国茶人，作为我国出版界并茶界的一位离休老人，则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更没有权力袖手旁观，听之任之。于是乎这才着手撰写读评的拙作，不揣冒昧地发表对于此书的读后感怀，包括某些批评意见。至于论说得正确与否，这却不是我本人所能判断得了的，而只能由读者诸君鉴识之，并且恳请滕军教授予以赐教，以期彼此之间取得共识。因此，面对上述的几点设问，我在这里不能不直率地表达自己的管见，这就是：鉴于当初日本茶道是在武士集团势力，亦即在幕府政权势力的绝对操控之下并驱策之下才得以起步，并得以形成的，而且更还历久被武士道精神所渗透，所污染，因而应当说，日本茶道文化的起点断断乎不可能是很高的；若从文化价值的取向上评价，则历史只会给它打上一个偏低的得分。——请且想想罢，这难道不是全然合乎逻辑、合乎史证的评价么？

当然，日本武士道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于今已然不复存在，因而昔日日本茶道与日本武士道两者合流的怪状，于今亦已然不复存在。然而就观念形态的层面来说，则武士精神的残余影响之阴影，却仍未在当今日本的社会生活中，包括在茶道文化生活中彻底消失。这就叫作阴魂不散罢。

最后，请允许我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说，滕军教授毫不留有余地地作出所谓日本茶文化是“从精神文化起步”的，因而它的“起点是很高的”这番论断，试问，她这是在愚弄别人，还是在愚弄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