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归田录》中对蔡襄制作小龙团茶的精贵作为详细的记述：“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龙凤，凡八饼重一斤，始作小片龙茶之进，其品纯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蔡襄制茶工艺的创新，提高了北苑贡茶的知名度，尔后，又撰写科技专著《茶录》，这些对推动福建茶业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蔡襄监制小龙团茶，虽然得到那么高的评价，可是就在蔡襄漕闽后25年，大文豪苏东坡在一首被称为“史诗”的《荔枝叹》中，讽喻蔡襄进贡小龙团茶是“买宠”，该诗托物寄情，借古讽今，采用批判历史与揭露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先极力赞赏初尝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龙眼的愉悦心情，接着浮想联翩，想到汉唐时代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揭露由于皇家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都将要进贡的弊政，喊出“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　”。突然笔锋一转，对宋代的进茶、进花也进行一番讽刺：“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这首著名的七言古诗，给苏东坡带来了荣誉，而给蔡襄戴上一顶“买宠”的帽子。同时，苏东坡还特地把欧阳修拉上，站在自己的观点上。他在《荔枝叹》中加上作者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不管欧阳修是否这样讲，但他这一招，却把蔡襄搞苦了，为此引起历代人的异议。

　　平心而论，从蔡襄的为人、品德及人格上评判，这是不公允的。蔡襄立节高、心地正，进小龙团茶，乃依惯例行事，斥他为“买宠”，未免失之求全太过。诚如黄国华在《关于蔡襄贡茶的“争新买宠”之辩》一文中说：“‘忠君’、‘媚上’、‘买宠’，这些有本质上的区别……，生在封建社会浓厚忠君思想的时代，不管苏东坡也好，蔡襄也好。他们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人的庸人气味，全没有也是说不过，全有的是过份的，这是历史时代条件的局限性。苏东坡、蔡襄他们有时保持着平民性，能为民办实事，则在另一方面保持忠君的传统思想，又庸俗又有实俗。这才是苏东坡蔡襄之所以为苏东坡蔡襄。这就是辩证法，为之苏东坡如此荷刻要求蔡襄未免有失偏颇。”

　　从忠君惠民的角度说，上述分析是正确的。

　　一、从制作小龙团贡茶实质看，也不是像苏轼所说的“买宠”，而是对茶叶生产的创新、发展。这是因为：贡茶早在周代就有了，而不是始于宋的“前丁后蔡”。周武王讨纣后，以其宗姬封于巴，就有贡茶的记录。到唐代，有关贡茶的记载更多。《旧唐书》载，时所供新茶，选于立春以后所造的。南唐时，“逸人王休居太的山下，日与僧道异人往还，每至冬时，即溪冰敲其精壶者建茗，共宾客饮之”。（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建茗即建茶，唐开元盛世时，建茶已作为贡品进入京师，成为馈赠佳品。这些都说明，贡茶是早已有的事。向朝廷贡奉乡土特产，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亘有之事。事实上，自古王宫皇室里的衣食住行所用之物，有哪样不是来自朝贡、官派或用贡银、税钱置办的呢？到宋代，贡茶沿袭旧制，所不同的是，贡茶来源发生了变化。宋太宗赵炅曾诏建州，岁贡龙凤茶。此时福建所产茶叶，数量上虽不及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一，但质量上却是数一数二的。产于建州、南剑州的茶质特佳，制造也精良，因此成为常例的贡品。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建州、南剑州均隶属于福建路，因此蔡襄依照常例，督办贡茶，无可指责。不论从“忠君”角度上说，或是从“忠于吏职”责任上，都合乎当时忠君守道的“理”。“况乎公之为人为文，凡百森整，岂有供御品式不致精凿，以溷尚方，屈建荐芰必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