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正是西部广大少数民族饮茶习惯的形成，才会割舍重要的战略物资--马来与中原各王朝进行交易，从而形成“茶马互市”。即便是这样，物资的交换并不仅仅局限于茶和马，而且，之后中原各王朝逐渐形成了“以茶驭番”的国家战略，这远非其他贸易主体可以比拟。而盐，与马一样，并非某地特有之物，我们关注盐，仅仅因为古盐道促成了局部交通网络的形成。在更大的层面上，盐和马都无法提升到广泛的精神高度，其他贸易体更无法做到这点。

三、茶为何构成了一个牢固的想象共同体？

　　其原因在于茶的远征性、渗透性和精神性。

　　茶的远征性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北纬39°及以北无法种植茶叶，这决定了许多区域只能从南方购买茶叶，这是茶马古道形成的根本原因。

世界茶叶的原产地在云南，尽管我们无法得知确切的茶叶早期扩散路线，但我们依旧可从史料中找到明确的记载，茶生活从巴蜀开始，接着陕西区域、云南区域，然后是河南，之后进入到江南。在丝绸之路、海瓷之路上都可以找到茶叶输送的轨迹。18世纪，西方植物猎人深入云南，中国茶叶被移植到印度大吉岭大规模种植，由此开始，随着大英帝国版图的扩展，茶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散。

　　茶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尤其对西部诸多少数民族而言更是如此。宋代，因为不开放茶叶贸易，少数民族与中原的交战次数非常之多；也因为开放茶叶，许多战事得以化解。西夏李元昊与宋仁宗庆历年间夏宋之战，正是一场茶叶之战。明代云南人杨一清在主政陕甘时说，“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 明代巡茶御史李时成说得更露骨：“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带，抵嘉峪、金城，绵亘数千里，番族星罗。西寇之不敢长驱而南，以番为之蔽也。顾番人需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脱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答，彼此合一，其遗患可胜道哉！”如开茶市，“将使番人仰给于虏，彼此势合，贻患匪细。”清代顾炎武也看到这点，“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其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

正是茶的远征以及渗透，让茶叶成为无形的“茶长城”，在传统王朝政权那里，茶成为巩固边疆之道；在更深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茶，让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慢慢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为此后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文化基础。

　　唐时期，高僧大德大隐士大夫的推崇，也引发了吐蕃的尊佛喝茶运动，文化通过茶的渗透，在日常饮食中注入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气质，进而形成了一种共性的东方式精神，并波及到了高丽民族与大和民族，在更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东方式的想象，这就是英国人最初惊呼的“东方仙草”。此后的英国，通过茶来规范礼仪；通过“茶园”而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空间”，为资产阶级革命创造了精神公共空间；甚至可以说，其后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从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美国的诞生。

茶叶的三大特性是最早的全球化，最早宣告了世界是平的这个道理。茶叶改变了世界的物质以及精神面貌，推动着人类文明进程。而这片小小的叶子，正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茶马古道来传输的。茶马古道至今在西部得以保存，更多的原因，是这里广泛存在着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即无车马之便，又无舟楫之利之故。当我们用原生态的眼界来打量这块区域时，是希翼从中找到早期人类为了生存、生活、信念以及信仰而做的不懈努力。

　（原文刊于 国家文物局主编《茶马古道普洱论坛论文集》，北京，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