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应当尽快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大幅度缩小村民委员会支配农民财产的权利。当前在我国农民的土地权利之所以得不到保障，就是因为村民委员会拥有处分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利。一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可以非常小的代价，从村民委员会获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然后通过土地开发获取暴利。今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可以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社区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不得随意支配村民的财产尤其是土地财产权利。农村集体组织土地改变用途或者改变性质，必须征得全体村民同意，如果集体经济组织社员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应当将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进行权益分配，充分满足农民提出的条件。只有尊重每一个农民土地上的权益，才能防止村委会组成人员擅自做主，通过出售土地获取不法利益。

　　除此之外，应当在社区自治原则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合作社法》，按照合作社的原则将农民组织起来，更加有效地支配土地财产权利。当前我国“三农”政策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只看到了农业，而没有看到农业生产需要的金融支持和商业支持，没有把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改革与农业体制改革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农业成为了缺乏金融商业支持、孤立无援的贫困产业。这些年来农民组织“联合收割合作社”、“农产品供销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合作社的本来面目，但是，要想让农民从联合中获得好处，政府必须对合作社给予必要的补助，让合作社有基本的生存能力，让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总而言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走农村集体化道路。未来的集体化不同于建国初期的集体化。未来的集体化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必须摆脱政府的干预，必须充分体现合作社原则，尊重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否则，我国的城镇化必然会以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为发端，以农业的大面积衰落为表现形式，以农民的绝对贫困为代价。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绝对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相反地，应当巩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只有让农民真正享有土地财产权利，中国才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