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邓九刚在写这部小说时，却发现写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查阅了大量资料，找到了很多具体的历史记载，发现关于商道的故事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

　　令邓九刚感到更加震撼的是，他发现这条商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以运送茶叶为主的国际商道，这条国际商道，在十七、十八世纪，乃至于二十世纪初，滋养了整个蒙古高原、西伯利亚和兴起的俄罗斯国家。

　　在遍阅众多翻译资料后，为了求证这条茶路的存在，邓九刚深入山西、河南、湖北以及俄罗斯恰克图等城市去追寻清代晋商一路贩茶从福建到俄罗斯的路线。

　　待旷日持久的采访结束后，邓九刚心思突然复杂起来，这条商路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之大，出乎他的意料。于是，原本写小说的计划被搅乱了。邓九刚觉得应该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还原那段历史给读者，他洋洋洒洒写下后来被他自己称为“四不像”体裁的《茶叶之路》。

　　邓九刚说：“8年前在我写作这部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寂寞、孤独的过程，对中国、俄罗斯和欧亚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国际商道，曾经那么辉煌，却被世人忘记了，我是怀着一种悲凉、遗憾的心情开始探寻和研究的。”

　　2000年，一本描写“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的巨作――邓九刚的《茶叶之路》出版发行。

　　《茶叶之路》引发了北京、山西、福建以及港澳台等地的“茶叶之路”研究热。俄罗斯、蒙古以及美国等国家的许多城市先后创立了研究茶叶之路的新学科，以“茶叶之路”命名的基金会、研究会、论坛会、艺术节、博物馆等也相继出现。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的许多年里，这条曾经对我国北方、对整个蒙古高原、对西伯利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的国际商道，几乎在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是邓九刚唤醒了我们的记忆，他的《茶叶之路》也使得这条商道重又复活了。”原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张国民在为邓九刚《茶叶之路》一书所做的序中如是说。

　　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往事已越千年，但至今人们都知道，而“茶叶之路”离我们二三百年，我们却并不熟知，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华夏文化）一直是重农抑商，瞧不起商人。我在乡下采访时看到有功德碑，但上面刻得几乎没有商人，像山西的乔家、常家等买卖做到那么大，碑上也没有他们的名字，只有秀才、进士、道台等此类文人或官员才能把名字刻上去。这是人们把这段历史遗忘的 根源之一。”邓九刚认为。

　　中俄交往曾经的辉煌

　　《茶叶之路》书载，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国和俄国，一个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和欧洲兴起的俄罗斯帝国相互面对面站在一起，他们由战争走向和平，由对抗走向交往、对话。

　　“茶叶之路”就像一台发动机，把中俄两国的经贸往来带动了起来，不仅丰富了两国百姓的物质生活，而且文化方面也有着丰富的交流，最后彼此影响。

　　4月6日，在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邓九刚指着大屏幕上的一段影像资料对本报记者说：“在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茶叶之路’，并立刻想到恰克图。”

　　恰克图是蒙古语“有茶的地方”，它见证了茶叶之路两个半世纪的兴衰，今天的恰克图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车水马龙，是一座干净、安宁、民风古朴的小城。常驻人口19000人，平均年龄35岁。

　　让邓九刚等感到惊讶的是恰克图的民俗博物馆，该博物馆在俄罗斯的地位仅次于冬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博物馆由几位恰克图商人集资于1890年建成，馆内大量的图片清晰地再现了十九世纪华商工作、生活、贸易的场景，还有保存完好无损的中国瓷器、服装、家具、玩具等中国商品。

　　“俄罗斯人对中国茶叶的向往和喜好使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把中国的茶叶在他们的家乡培植起来。于是在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女皇亲自派人到中国，请一个刘姓的技师，带着十几个人到格鲁吉亚开辟茶园，并且在那里试种成功，现在的这个茶园还在生产着源自中国茶叶的茶产品。”邓九刚说。

　　据邓九刚介绍，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如今擅长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

　　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当年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

　　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在这段友好互利的年月里，中俄商人你来我往，交易繁忙，却几乎没有专业翻译人员从中沟通。于是，一种汉语、俄语、蒙语交杂的交际语言出现了。它简陋而实用，上万银两的买卖倚仗它而成交。该语言流通有限，仅在恰克图及周围通行。中国商人把它叫做“买卖语”。

　　“买卖语如果出现在任何语言课堂上，绝对让人笑掉大牙，但他却非常实用，当时的归化城（呼和浩特）流传着一句顺口流：一条舌头的商人吃穿将够（刚刚够用），两条舌头的商人积攒有余，三条舌头的商人挣钱无数 。所谓的舌头指的就是中、蒙、俄语言。”邓九刚说。

　　草原茶路的复活

　　曾经辉煌的“茶叶之路”到如今，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在苍茫的蒙古高原、寒冷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在一条由商人、驼夫以及他们商队中的骆驼踩踏出来的道路上，仿佛依稀还能看到，在沉落的夕阳下商旗猎猎，令人唏嘘不已。

　　在世人对“茶叶之路”的记忆日渐模糊之时，邓九刚、王新民、邢野等一批有志的学者站了出来，他们准备借助现代手段和力量，将时光倒退回300多年前，使“草原茶路”重新复活。

　　“发现‘茶叶之路’，研究旅蒙商现象的目的在于，开发其价值为当今所用。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几个人就可以完成的。然而庆幸的是呼和浩特地区一批土生土长的文化人走到了一起。这是一批有责任心、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化人，有这样一批文化精英是一座城市的幸运，与他们相识相聚是一种精神的愉悦。”全国政协常委、内蒙古政协副主席董恒宇在“一条通向世界的绿色文明之路――纪念‘茶叶之路’开通320年”中这样写道。

　　2007年7月4日至14日，应恰克图区政府之邀，以内蒙古著名导演王新民为首的学者考察团一行14人赴恰克图。参加7月6日在恰克图举行的第一届“茶叶之路”国际艺术节。受到恰克图区区长瓦列里先生和恰克图市长维克多先生的热烈欢迎。在当地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2008年，王新民又应邀参加了在俄罗斯闭幕的第十一届欧亚电视论坛。在论坛上，王新民介绍了正在筹拍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和大型纪录片《茶叶之路》，再次引起了各国与会者的高度关注。

　　日前，王新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茶叶之路》专题记录片将介绍“茶叶之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茶叶之路”所涉及中蒙俄三国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以及这条欧亚通道对中俄两国的重要意义，最终让这条通道重新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该片将在“茶叶之路”上涉及到的俄罗斯、蒙古和中亚国家进行拍摄，因此，这是一个国际性的合作项目，需要这些国家在拍摄过程中协同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

　　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俄文顾问“茶叶之路”俄文专家孛乌兰娜在接受《北方周末报》记者采访时说：“2000年邓九刚老师的书《茶叶之路》出版后，2001年8月，俄罗斯旅游部外联处处长库克金因为看了这本书而和布里亚特共和国旅游部负责人专程来呼和浩特拜访邓九刚老师，想开辟茶叶之路的旅游航线。当时的柳秀市长接待了他们。”

　　此后，2007年5月10―13日，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恰克图区旅游委员会主席柳鲍芙桑布耶夫娜女士一行11人考察完张家口、太原后来到呼和浩特，以民间方式重走“茶叶之路”，邓九刚接待了她们。柳鲍芙女士和内蒙古的著名学者、作家进行了座谈，热议“茶叶之路”文化。会后应呼和浩特市武川县政府的邀请，考察了当年驼队出发的“白道”。柳鲍芙女士激动地说：“我作为百年后恰克图第一位重走茶叶之路的政府官员，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

　　同年的9月29日，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代表团再次造访恰克图，代表团专门带了两套国礼茶纪念版，内装有胡锦涛主席家乡的四种名茶（六安瓜片，黄山毛峰，绿牡丹，太平猴魁），一套送给了恰克图民俗博物馆，一套送给了布里亚特历史博物馆。

　　中国茶博会组委会根据对恰克图的考察，决定开展大型活动“世界茶文明之旅”。并在2007年12月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圣彼德堡实地考察展馆，为茶艺表演做准备。其间代表团拜访了俄罗斯联邦文化部副部长亚历山大伊利因先生，他表示全力支持。

　　几百年来，受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俄罗斯人至今还是“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饮茶是俄罗斯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邓九刚曾问过他们一天喝茶的次数，他们回答是：“从早到晚”，不能用数字来计算。茶在俄语中为“恰依”和汉语的发音很相似。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图瓦、阿布卡斯阿和格鲁吉亚人除了喝红茶、绿茶外，还喝奶茶。

　　内蒙古茶叶之路研究会秘书长张钰告诉本报记者，2009年7月5日――8日，在恰克图将举办第二届“茶叶之路”国际艺术节，目前已给研究会发来了邀请，并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朋友去参加，去关注茶叶之路，关注恰克图！

　　事实证明，在中俄两国政府、人民的共同努力下，300年前的茶叶之路正在悄然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