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广东省共有普洱茶生产加工企业数十家，年生产加工普洱茶约5000吨左右，每年通过广东口岸出口的普洱茶达6000多吨，出口量远远超出云南，居全国第一位。但是，按照新的国标，广东每年生产的这5000吨普洱茶都不能再称为普洱茶。

“如果不允许经营、生产适合广东人口味的茶叶，又不能够把前几年存放的茶叶销售掉，这些损失，由谁来承担？”广东省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纪洪涛告诉记者，目前广东在流通领域消化了70%的普洱茶，“普洱茶前两年疯炒的存货还没有消化，一下子不让卖，将对广东的销售渠道造成重伤”。

暗战普洱茶

“国标”出台之前，在普洱茶价格疯涨的2007年，云南普洱茶也曾遭受到别的省份的“刁难”。

2007年3月26日，《武汉晚报》的一篇报道《武汉工商勒令普洱茶整改》，掀起了武汉和云南两地“普洱茶保质期之争”。武汉市工商部门根据《食品安全法》，要求普洱茶必须标明保质期，否则将被判定为不合格，不准在武汉销售(这样的事在出口欧盟国家时也发生过)。而云南普洱茶商则依据《云南省普洱茶综合标准》，声称自己的产品是通过了云南面向全国颁布的“云南省普洱茶综合标准”的，双方各执一词。

“大家的应对思路不是很统一，企业都想依靠政府来解决此事，而政府也是层层上报，最后这个事情是云南省茶叶办出面解决的。”武汉市江岸工商分局责令整改保质期的五家企业之一、云南勐海大叶茶厂总经理黎琳说。

同年10月，勐海大叶茶厂再次遇到问题。本来生意就直线下降的西安经销商告知公司董事长曾运华，勐海茶叶被西安技术监督局判定为“不合格”。

据业内人士解读，正是因为云南普洱茶企业屡遭“打击”，制定一个全国畅通的国家标准，维护本土企业利益，就成了茶业界的迫切愿望。

“国家质检总局和标准化委员会在审议云南省提交的报告时，并没有邀请一个广东的专家与会。” 丁俊之说。而在之前，更有茶叶界资深人士在媒体透露，“这一单方面国标的起草、制定到最后的公示，并没有在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很多人甚至以为这是一份云南省的地方标准。”

近年来，普洱茶的价格经历了像过山车般的转变。从2003年起“普洱茶热”不断升温，2007年4月达到“史无前例”阶段，价格猛升3~5倍以上，2007年4月以后，市场猛跌，至2009年初价格跌到仅相当于2007年高峰的1/6。近年普洱茶市处于低迷状态。

“对普洱茶实施地理产品保护本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也是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相关规定的要求，”丁俊之认为，“但是，‘国标’所公示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是损害了云南省以外的省(区)普洱茶产品的正当权益，不仅有欠公正，而且打击了云南省以外的茶叶行业的积极性，实际上只是‘地方保护’。”

按照“国标”的规定，从2008年12月1日起，只有在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昆明市、大理白族自治州、保山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市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11个州市所属的75个县639个乡镇范围内，用大叶种晒青毛茶生产出来的才能称作普洱茶。

“要是超出这个地域以外，肯定就不能再叫做普洱茶了。”国家质检总局和标准化委员会通过云南的方案之后，杨善禧如是说。

行业受损

“这次广东和云南两省关于普洱茶的争论，可以看作是两地对茶叶品牌的争夺。”“张智强说，这次云南把普洱作为地理标志，混淆了茶种和品牌这两个概念，这是我国长期以来只注重茶种而忽略品牌所导致的后果。

广东历来是茶叶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大的转口市场，但强势的本地品牌却一直寥寥无几。“广东茶叶市场其实成为了一块殖民地，”某广东茶叶市场的业内人士表示，从铁观音热到普洱热，在广东茶叶市场上最抢风头的一直是福建、云南以及台湾等地的茶商，而广东茶商一般只作为经销商的身份出现。

“现在大家不知道广东普洱茶，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与广东茶叶人的低调有关，直到现在，广东普洱茶的制作工艺仍然类似‘国家机密’，很少有正式的文字记载和公开报道，”张黎明说，“这次‘国标’出台，让我们广东普洱茶吃了亏。”

据业内人士分析，“国标”出台，不单是“普洱茶大户”广东，就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内销、出口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出口商检的原则是哪里生产哪里报检，我们包装茶在顺德生产，而普洱茶要求产地在云南，这是一个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海关编码没有普洱茶这一项，只有黑茶。以后黑茶出口时，产地不在云南，海关就不让出口。”广东省茶叶进出口公司一负责人说。根据资料显示，在过去的2008年，我国的普洱茶出口总量比2007年减少了30%。

“我们不是想和云南PK，而是这个‘国标’出来真的对我国的茶叶行业不利，现在我国的普洱茶年产量才7万吨，只占总量的6%左右，这么大的发展空间，出台这样的标准很令人费解。”

就在3月31日，广东省茶业行业协会召开会议，就广东普洱茶的历史、技术、销售等各方面情况和对《国标》有异议之处起草申诉书。

“虽然结果很难预测，”张黎明说，“但我们很快就会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诉。”